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全球变暖的主因，而这又导致热浪、飓风和寒潮等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气候变化还会造成冰川消退、海平面上升、海洋升温和酸化，对人类健康、粮食安全等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

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当天，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以视频形式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38国领导人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参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倡议。如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做到“六个坚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为实现“零碳中国”指明了方向，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内容，更将成为能源革命的强劲推动力。年是中国开启“碳中和”征程的元年，采用循环再生经济方式，全面系统地管理排放，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如期实现“双碳”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世界气象组织19日发布的《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至年，全球已升温约1.2摄氏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4月22日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上，首次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要义，并宣布了中国将为此采取的新举措。这是对全球环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是践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行动纲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过去1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全球气温已经上升了1.2摄氏度，“正迅速逼近灾难的临界值”。

4月15至16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简称《联合声明》），强调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承诺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联合声明》反映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在气候变化上的共同利益，即列举了两国计划在格拉斯哥大会前后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农业等途径继续推动减排目标实现。

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加入“碳中和”的队列中，很多城市、地方、企业等等进入其中。按照联合国秘书长的统计，到年底，约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会参与实现“碳中和”的行动中，总排放量占到全球排放量2/3以上，经济总量占全球70%以上。

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二十国集团要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导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不久前，我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二氧化碳排放年前达到峰值，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言出必行，将坚定不移加以落实。

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中方赞赏沙特提出碳循环经济理念，支持后疫情时代能源低碳转型，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目标。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系统，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根据“十四五”规划和年远景目标，中国将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加快新能源、绿色环保等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优化存量产能，严格控制高耗能行业新增产能，推动钢铁、石化、化工等传统高耗能行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

着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严格控制能耗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建立健全用能预算等管理制度，推动能源资源高效配置、高效利用。继续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着力提升新基建能效水平。

加速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更大力度推进节能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应用，加快推进规模化储能、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发展，推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在节能、清洁能源领域的创新融合。

健全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价格、财税、金融等经济政策，推动合同能源管理、污染第三方治理、环境托管等服务模式创新发展。

努力增加生态碳汇。加强森林资源培育，开展国土绿化行动，不断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增强草原、绿地、湖泊、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固碳能力。

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发展任务，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　健全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障。

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三者之间主要是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的协同关系，但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绿色发展侧重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及其质量改善问题，低碳发展侧重解决节能减碳问题，循环发展侧重解决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问题。因而，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应视为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的交集，即应同时满足三者的要求和特征，而不是只满足三者中一个或两个的要求和特征。

在改善发展动力上持续发力。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的相关要求，一方面通过强化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建设等措施加大绿色低碳循环创新技术的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加大创新技术的市场转化率。加快绿色金融从理念转换为实践的发展步伐，着力破解绿色资产认定难、变现难等难题，加强绿色信贷的财政支持力度，鼓励环保企业上市融资。

加快推进生产体系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向转型。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鼓励各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服务业、高新技术制造业，限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盲目扩张。通过科学制定国土空间规划，严格落实生态环保红线制度，提升绿色低碳循环型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绿色产品扶持政策，保护节能环保做得好、产品质量好的生产者，同时，大力推进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创建工作，逐步转变生产方式。

坚决扭转生活体系向不可持续方向演化的趋势。要积极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继而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生活体系的可行途径。与之相应的制度建设也不可或缺，如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资源阶梯价格制度、资源节约技术推广制度等。同时，公共交通等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也须进一步加强，以支撑消费模式的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双碳目标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年，中国宣布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碳中和目标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据英国剑桥计量经济学会预测，中国的减排承诺可将全球升温水平拉低0.25摄氏度左右，对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过去5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几乎每20年就减少一半，减排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自年以来，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超过%，远高于欧盟的%和美国的%；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增速领先，年中国电动车保有量超过欧美总和。观测研究还显示，中国近20年来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固碳能力显著提升。英国《自然》杂志指出，—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吸收约11.1亿吨碳，吸收了同期人为碳排放的45%。

在此基础上，中国明确提出到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巴西全球南方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菲格雷多表示，治理环境需要全人类的共同承诺，中国宣布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令世界鼓舞，是捍卫多边合作、互相尊重、共同进步的表现。

气候环境危机具有全球性和长期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能源需求增量主要将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近期撰文表示，“发达经济体能够减少碳排放的部分原因是，新兴市场承接了全球制造业的转移，并为此进行了大量能源投入”，当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减排压力很大，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衰退等多重冲击下，减排进程将被迫受阻，因此需要发达经济体在“脱碳”过程中提供更多金融和技术上的支持。他建议，应建立诸如世界碳银行等多边机构，进一步协调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碳中和”是一个全新的革命，将给我国经济、能源、技术、政策体系带来深刻影响与挑战。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技术的进步、商业模式的创新、政策扶持和体制机制保障，还需坚持系统思维，打破各种壁垒和藩篱，避免单兵突进。

首先是打破能源企业、种类之间的壁垒。传统能源体系下，煤电油气核等能源体系布局还停留在单一、少数能源种类上，造成能源综合效率低下。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国情现状决定未来需要进行多能互补，实现各类能源融合发展，提高全社会能源整体利用效率。

其次是打破能源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壁垒。能源行业虽然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行业，但建筑业、工业、交通等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不少。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仅是能源一个行业部门的事，而是包含众多行业在内的事；不仅是生产领域的事，也是消费领域的事；不仅是能源、环保主管部门的事，也是工业、财政、社保等部门的事。

再次是打破中央与地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壁垒。立足全局，统一谋划，统筹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利益关系，突破部门、区域壁垒，形成“全国一盘棋”，让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并结合政策、管理和技术共同发力。

最后需打破不同主体之间的壁垒。“碳中和”涉及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个人等众多不同主体，每个主体在其中具有至关重要又各有侧重的作用。所以，“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不同主体的相互配合与协同、社会的良性互动，需要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碳要素市场配置

实现“30/60目标”有一系列的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宣传教育、技术手段、以及经济手段。经济手段可以分成为三大类。一是命令型的，主要是通过政府强制命令来实现减排目标，然后层层分解。行政命令在特定阶段是有效的，但长期效果并不好，最后就变成了“八路军糊弄共产党”（下级糊弄上级）。二是财税型的，比如碳税、碳补贴等。这种办法好处、坏处都有，最大的缺点是约束机制强、激励机制不足。三是国际上普遍通用的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方法，它可以产生一种积极的抵消作用。市场型政策的兴起源于它的成本效益、全面性和灵活性。它的政策工具形式多样，适用于不同的情景，综合协同效应比较好。我认为碳排放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最终还要靠经济手段来解决。

碳市场的基本模型是“Cap-and-trade/Offset”。碳交易是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买卖，是政府在确定碳排放总量目标、并对碳排放的配额进行初始分配后，企业之间以排放配额为标的进行的交易。本质上是由排污者买单的一个机制，即把碳排放所造成的负外部性，进行企业的内部化，把压力压到具体的排放企业上，让企业有积极性来大幅度地减排，并可能通过减排来获取收益。这种机制可以匹配激励与约束，并能使用多种工具进行。

碳市场的起点应该是确定的、刚性的减量（cap），是国家确定的减排总目标，也就是“年碳达峰，年碳中和”的目标。相关管理部门要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排放协同控制等因素，以立法的方式确定碳排放总额和年度的减排量。接下来要确定减排的主要责任主体，可以分行业或分减排量的大小，抓住主要矛盾。这一轮中国碳市场规定了年排放2.6万吨以上、年用煤1万吨以上的电力行业是第一轮的减排主体。明确责任后，将外部性尽量内部化。对总量的确定应该是宁“严”勿“宽”，宁“紧”勿“松”特别在刚启动的时候。

科学地分配额度。碳排放的额度是碳市场排放企业获得的、在特定的时间的温室气体排放许可权，通常以“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碳市场的建立赋予了温室气体排放权的稀缺性，配额便有了经济价值，需要科学而严格的分配排放额度。目前中国二氧化碳监测有相当的难度。因此简单可行的办法是与标准煤的当量直接挂钩，即一吨标准煤相当于排放了2.6吨的二氧化碳，是线性的关系。

科学分配额度分配额度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免费分配法，另一个是有偿分配法。目前中国碳市场在起步阶段主要采取的是免费分配法。免费分配法有几个逻辑：一是历史法，基于企业的历史排放情况发放配额；二是历史强度下降法，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降低排放强度；三是以行业排放标杆值作为基准，高于基准以上的就必须减下来。有偿分配有拍卖的方法，和固定价格的方法。

激励大额减排。不同企业减排的难度与成本不同的，因此可以引导减排相对容易的企业多减排。由于碳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单纯的行政命令实际效率较低。在碳交易市场环境下，政府也可以通过市场补贴、罚款等监管手段来提高企业碳减排的积极性，只要能够计算清楚减排成本和减排收益，企业就会大幅度地、积极地减排。余额市场交易是有时间轴线的，一开始减排的边际成本较低，越往后减排的难度越大。因此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在一开始多参与减排，并在市场上将其兑换成收益。政府也可以通过这种机制来鼓励企业多减排、早减排。对于限期内减排难度较高的企业，比如行业技术进步存在难度，就只有到市场上随行就市的购买减排额度。

不足随行购买。碳交易作为一种市场机制，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配置，达到总量控制和公共资源合理化利用的目标，使全社会的综合减排成本降到最低，从而使得社会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对于减排成本高的企业，碳市场鼓励企业进行市场购买，补足配额缺口，降低减排成本，让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多减排。本质上，碳交易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奖优淘劣”，实现买碳有成本、卖碳有收益、投资有回报的逻辑循环。

不动高额处罚。碳交易市场，不仅有激励，也有约束。它建立了一整套的履约机制，未按期完成履约量、且不购买碳配额的企业，将面临处罚。它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和有效的约束机制。罚款的额度取决于立法罚款的强度。我一直强调不能只是象征性罚款，一定要数倍于碳市场价格，要让企业感受到疼痛。此外，碳市场还有信用管理，罚款事小，失信事大。要通过综合手段，包括信用记录、国企绩效评估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关于数字技术的运用。在碳市场中，数字技术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区块链的应用，可能有助于应对碳市场的重复计算、透明度、可扩展性等挑战，提高碳市场的可信度。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可能尤其适用于自愿减排等小额、零散的市场。数字技术会加速碳市场的链接，助力能源转型。

金融工具组合。未来，碳市场会逐渐演化出一系列创新型金融工具，比如针对碳权排污权的质押融资、针对节能低碳项目的项目融资、公司绿色低碳产业基金、绿色气候债券、碳期货、以碳产品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等，这些都可能使碳配额的价值最大化，并可能成为一种面向公众的理财产品。

综合政策配套。碳市场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工具，但它显然不是唯一的政策工具。综合利用税、财政的激励措施、约束罚款措施、金融、宣传教育、技术推动等相关工具，会使得碳市场的综合效益变得最大。

专业服务综合。碳市场是一个相对专业的市场。因为二氧化碳排放不存在实物形态，对其核算与监测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碳市场目前已经引入了专业的第三方力量DOE，由符合条件要求的核查机构，依据相关的规定和技术规范，受托开展碳排放数据的核查，出具独立核查报告，以确保核查数据的真实、可信。另外，在强制配额市场中，专业的咨询机构依据相关要求，协助企业制定碳减排的策略及监测计划，开展碳排放数据的监测，撰写碳排放报告。在自愿减排市场中，审核与核查、项目开发与管理都有一系列的方法学和行业规范要求。只有专业的中介机构，才能依据对应的方法学，来对项目进行专业识别与开发，撰写相关的项目设计文件，负责项目的申报及管理。

中国碳市场的基本架构。中国的碳市场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启动条件，年1月5日，环保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19号令）已经正式出台，也已经编制了《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年11月20号，生态环境部就《-全国碳排放交易配额总量设定和实施办法》征求意见。因为发电行业大约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41%，因此首次纳入配额管理的是发电行业的家重点企业。目前已启动第一个履约周期：年1月1日到年12月31日。中国碳市场的基本建设原则是市场导向、政府服务、协同推进、广泛参与、统一标准、公平公开，目前正在加快搜集碳排放的数据信息，推进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碳排放权交易系统的建立。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是由湖北省牵头承建的，交易系统是由上海市牵头承建，全国自愿减排市场注册登记和交易系统是由北京市在牵头承建的。

关于中国碳市场的探索。中国碳市场的第一个平台是北京环境交易所，于年8月5日正式挂牌。中国碳市场自年相继启动以来，年正式启动交易。根据各地节能减排的实际情况，8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开展了碳交易市场的试点，对碳交易机制进行了个性化的探索。在交易机制设计、配额分配办法、CCER抵消机制、系统运行设置、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积极地积累了地方经验，并为全国碳市场启动提供了参考。在全国碳市场中，广东和湖北属于第一梯队，教育规模最大。价格最高的是北京，成交均价超过91元/吨。中国地方碳市场的积极探索，对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节能减排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为全国碳市场的正式启动起到了有效的试点和推动作用。

碳市场的国际合作。碳市场的合作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发达国家在碳市场的减排经验、能力上显然走在前列，因此有责任、有义务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与技术支持。二是对于发展程度不如中国的国家，中国将起到积极的引领带动作用，比如在南南合作、一带一路的框架下，积极促进全球碳市场的互联互通。因此，在碳市场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年前达到峰值

推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碳排放和产业结构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减少碳排放、提升碳排放绩效，同时碳排放又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推动作用。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工业产业既是传统用能大户，能源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2/3，又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占全国总排放量的80%左右。工业产业中，钢铁、化工和石化、水泥和石灰以及电解铝等4个传统产业的能源密集、碳排放相对较高。因此，实现“碳中和”既要严格控制上述几大传统高耗能行业新增产能，优化存量产能，推动其进行节能改造，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还要加快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产业增长，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新型绿色低碳经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降低工业产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逐步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

推动煤炭、油气等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转型。目前我国有近10家能源央企，数百家以煤炭、油气为主要业务的国有化石能源企业。“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倒逼这些化石能源企业进行深度变革。企业加快转型步伐，需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将碳排放纳入到绩效考核、投资决策、资产配置等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实现生产运营过程各个环节的低碳化；第二，加速调整企业未来经营战略，加快布局发展氢能、风能、太阳能等零碳新能源业务，努力将自己打造成能源技术服务的提供商，而不是能源资源的提供方，实现提供能源产品服务的低碳化；第三，以数字化和低碳化相结合，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以创新来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转型，适应与引领“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推动电力与碳交易两大市场建设“碳中和”将推动风能、太阳能等零碳新能源发电进入规模化“倍速”发展，而新能源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又依赖于两大市场建设：第一，电力市场建设。受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低等影响，我国新能源发电一直存在限电、弃电等消纳难题。因此，未来应加快建设电力中长期电力市场、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和可能的容量市场等，出台新能源市场化发展政策，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设计中统筹新能源市场机制，使各种电力资源都能市场交易中实现其经济价值，以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全电量市场化消纳。第二，碳交易市场建设。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低成本减排的市场化政策工具，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运用。它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激励功能，即激励新能源产业或非化石能源产业，以解决减排的正外部性问题；二是约束功能，即约束抑制化石能源产业，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从而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治理环境污染。应在总结梳理之前我国碳交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构建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在碳排放配额、企业参与范围、产品定价机制等作出系统性的安排，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管理气候风险、发现排放价格，从而低成本、高效率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实现年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碳排放已使气候变暖风险累积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遏制进一步升温至关重要。在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代（-年的平均值）上升了约1.0℃。中国是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年地表年平均气温已上升了1.5℃，预计到年将上升4.8℃。中国也是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自年以来，中国的碳足迹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8.3%。

气候变化可能会对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灾难性影响。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分析，气候变化将直接影响宜居性与宜业性、粮食系统、实物资产、基础设施服务以及自然资本。到年，中国可能有1,至4,万人面临极端高温和致命热浪的威胁；到年，该数字会攀升至1.1至2.5亿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格陵兰冰原、南极冰盖以及山地冰川加速融化，进而致使海平面上升、台风的强度和频率增加以及降雨增多，加剧沿海地区风暴潮、海岸侵蚀、洪涝、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若要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冲击，气温上升须被控制在1.5℃内。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根本性地改变现状，迅速地以空前幅度减少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氮等诸多温室气体排放。为应对时代危机，麦肯锡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团队历时两年打造了以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为目标的减碳路径模型，并得出至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需控制在5,亿吨以内的结论。在各转型路径中，我们认为最可行的当属未来十年减排速度较快的“有序转型”路径，这意味着截至年全球需减少50%~55%的排放量，破局就在未来十年。

中国产业碳中和转型路径

据麦肯锡团队测算，工业排放约占中国目前总排放量的40%，工业产业也是中国最大的碳排放源，必将面临脱碳大环境的短期冲击与长期转型挑战。我们对钢铁、煤化工、水泥、油气、电力、新兴能源等重点板块开展研究，试图在碳中和目标、产业转型、社会变革、需求升级等各驱动力之间，寻找到能够为社会、政府、行业、企业和民众等各方接受的优化路径与方案抓手。

钢铁

当前中国钢铁行业的碳排放量相当于1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在升温不超过1.5℃的情境下，到年需减排98％。在我们的分析中，钢铁企业需要因地制宜，在能效变革、废钢再利用、碳捕捉技术和氢能炼钢技术中选择合适的脱碳抓手，不同区域也可建立脱碳自循环。碳捕捉与氢能炼钢等新兴技术的商业化进展能否有效弥补减排缺口，将是未来一大挑战。

煤化工

煤化工行业在年约占中国碳排放量的10%。因为资源禀赋，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化工行业更多使用高碳排的煤炭。根据麦肯锡分析，为达成升温不超过1.5℃的目标，化工行业需要在年前将碳排降低90%以上。在需求降低、原料煤耗减少、燃料电气化、碳捕捉技术和电解制氢等脱碳抓手中，煤化工的最佳招数组合有进一步探讨空间。鉴于资源有限和利润缩减，行业可能需要外部推动力来为减碳举措提供激励。

水泥

当前水泥产业每年约产生1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在升温不超过1.5℃的情景下，到年需减排71％。在水泥产业的减碳抓手中，能效提升与替代燃料是两大无悔举措，但更大的贡献来自于城市化放缓以及替代建筑材料技术出现所带来的需求下降。若要确保实现1.5℃情景，则需要超百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政府与业界能否持续投入会是路径通达的挑战。

油气

在升温不超过1.5℃的情景下，油气全生命周期须在年减少95%的温室气体排放。疫情和低油价为油气行业敲响了一记警钟，也吹响了加快能源转型的号角。从长期需求来看，全球电气化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会进一步降低油气需求，我们也扫描了能效提升、电气化、碳捕捉与天然气替代等诸多脱碳抓手，描绘了中国的油气减排轨迹。针对石油化工排放，我们锚定了三种区域脱碳类型及各自路径。油气企业如何由传统油气资产基底转型构建适配的组织结构与业务模式，以及政府如何提供投资端与成本端的激励，也是亟需探讨的重要问题。

电力

电力脱碳是所有行业脱碳的基石。为实现年净零排放目标，电力行业需在年实现零碳排放。根据麦肯锡电力模型测算，中国电力系统即将发生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显著增加、电力结构由燃煤发电转向可再生能源两大关键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系统灵活性管理、燃煤电厂逐步淘汰、太阳能与风能成本降低等落地实施挑战。我们正在积极研究电力行业由煤炭到清洁能源转型换档的临界点，并开展平衡用电需求、电气化程度提升与电力脱碳压力等各方利益路径的深度研究，希望就电力脱碳瓶颈与业界各方持续交流碰撞。

以碳中和为抓手，协同推进减污降碳

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能源低碳化智能化水平。能源转型需要技术进步的驱动。第一次能源转型是煤炭代生物质能，开启了能源商品化时代。第二次能源转型是油气代煤炭，使得能源消费成本增加了3～4倍。由于技术进步，非化石能源开发成本已远低于化石能源，成为廉价的能源。以光伏发电为例，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利用，发电成本已降到低于燃煤发电成本的水平。

积极研发成本低、效益高、减排效果明显、安全可控、具有推广前景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大力发展规模化储能、智能电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氢能等深度脱碳等技术，加快工业技术与新材料、先进制造、信息化、智能化等融合创新，加快发展和推广电动汽车、氢燃料汽车，探索汽车电池租赁模式；推广节能清洁降碳的用能设备，研发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链接技术。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优化能源系统，推动电气化、智能化发展，发展电动汽车、高速铁路、智能家居等新型电气化设备和技术。

以技术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发展。不论是煤炭、石油、天然气还是核电，都属于资源依赖型的能源系统，有许多限制性因素，如资源不可再生、总有一天会耗竭等特点。技术进步可以缩短学习曲线，从竞争、争夺到学习、借鉴与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能源低碳化、应对气候变化起步。低碳科技研发，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从我国现实出发，既要解决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途径，能源低碳技术路线图等全局性、战略性科技问题，也要解决秸秆等生物质能用于居民供暖的烟尘治理等适用技术，以技术创新驱动我国走上绿色低碳的发展之路。

完善碳市场，以尽可能低的成本降低碳排放强度。碳市场和碳定价机制，可以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全社会减排目标。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现在世界上46个国家和28个地区采用碳排放定价，形成亿美元的全球碳市场规模。鼓励创新，公平竞争，我国在已有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基础上率先在电力行业启动了全国碳市场，还将纳入钢铁、水泥、电解铝、化工等其他重点行业。应建立全球性碳市场合理定价，防止碳泄漏，促进公平贸易。可以依靠配额价格来激励和调节碳市场，降低CO2减排成本，实现控制碳排放目标。在碳交易中，如果企业减排成本低于碳交易市场价格时，会选择减排，减排产生的份额可以卖出获得盈利。当企业减排成本高于碳市场价格时，会选择在碳市场上购买配额以完成政府下达的减排量。

利用财政、税收、价格等经济政策激励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激励性经济政策以便向社会和市场主体传递清晰的信号。应拓展投融资渠道，不断加大公共资金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力度，对高效节能低碳产品、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等技术、产品和项目在财政、税收和价格政策上予以激励，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杠杆作用，不仅将撬动万亿人民币的投资需求，还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

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将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纳入货币政策担保范围。补充完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一是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产品，创新绿色融资方式，加大金融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城际清洁运输等方面采取公共投资引导战略。二是进一步推动责任投资理念（ESG），向环境友好、具有社会责任、良好公司治理的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三是对标国际绿色金融体系。中国有必要也有条件联合相关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分阶段、分步骤推动主要绿色金融标准趋同；研究推动中欧绿色金融标准趋同，促进中美绿色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四是将绿色金融、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联系起来。绿色产品以人民币计价，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五是以绿色金融助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要基于数字化、5G网络、智能交通、零碳、电力和全球能源互联，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六是加强气候相关金融风险防范。央行、监管机构、金融机构要行动起来，加强专业人才储备，加强监管创新，做好信息披露与风险管控。

作者：孙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