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王逸舟教授陆续出访了非洲八个国家，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中国在非洲援建的火热身影，确实，中国力度超越了昔日美国、英国、法国等50个发达国家，后者私下会酸溜溜地说：要安全找我们，想发展却找中国。但是，在一个非洲学者任大会主席的会议上，王逸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我非常感谢中国朋友在非洲大地的付出，但是我走遍了54个非洲国家，却没有看到一个中国教授留在非洲高校里执教，但是美国、日本、韩国都做到了。

“中国的外交很有特色、进步很大，但是进步空间依然很大。”11月底，带着“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外交能力如何建设”这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来到上海社科院国际所主办的国家高端智库大家讲坛，主讲《中国新外交研究的几点思考》。在他看来，新中国70年，中国这个巨人正在走出“生存-发展-责任”生态链中的第三步，当前国家正“将强未强”，面对新挑战发生了“高山反应”，因此，中国外交亟需加快能力建设，以期成功实现第三步的战略使命“与世界深度对接”。

第三个时代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相互关联又使命独授

“毛泽东时代，不断革命是方针；邓小平时代，发展第一是主题；那么到了中国的新一代，全球利益新追求就是使命了。”王逸舟开篇就把当代外交分为三个时代，在他看来，第三个时代即走向世界大国的新时代，和前面两个时代相互关联又有大不同，因此，国际关系研究者作为新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必须要思考前两个时代的所长和所短。

*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外交顺应了世界潮流

对于前两个时代的中国外交，王逸舟以“时势造英雄”来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当时的选择：是和国际局势紧密相联，并非仅仅他们个人脑子里的主观判断。

在毛泽东时代，不畏强权，通过中国革命获得国家主权的独立，这是当时整个世界潮流内的亚非拉解放运动所驱使，中国第一代大使姬鹏飞、黄镇、耿飚都是驰骋战场的将军，外交部长是陈毅元帅，“军人主导外交，以博弈为主，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总体气质”。王逸舟也指出了缺点——经济发展不足，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GDP总量仅占世界的3%。到了邓小平时代，世界形势有所改变，大部分国家都实现了民族独立，科技进一步发展，“和平发展”成了主题，王逸舟指出，当时中国及时减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游击队的援助，调整了和美国、日本等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告别革命发展经济成了主旋律。“但是，当中国GDP总量占世界16%，并成为全球经济发动机时，在政治体制改革、生态环境恶化、内部发展失衡等领域，也给下一代留下了难题，甚至是世界难题。”

*50后领导在政治心理上就有为世界办大事的气质

与打江山成长起来的前两代不同，王逸舟指出，年后出生的中国领导人，从政治心理学上而言，天然有参与世界、为世界办大事的气质。因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逐步在递进。

邓小平时代的江朱执政期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入世是与世界接轨。”在胡温执政的十年内，中国连续十年GDP增长超过10%，“神州”上天使得中国跻身全球三大航天集团；解除了农业税，释放了生产力。“此时，中国成为新兴大国，向世界进发。”王逸舟举出一组翔实的数据：年代，中国与日本的GDP总量比是1：8；新世纪前是1：4；至年是1：2；到年是1：1；现在年则是3：1。王逸舟清晰地记得：他在年入大学时，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苏联排第二，中国排第11；现在，美国依然第一，中国第二，俄罗斯正好是第11。年奥运会中国金牌数第二，“其实是中国综合实力的爆发”。同时期的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俄罗斯进入格鲁吉亚，而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朝着更高、更快、更强而发展。一位日本高校的校长对王逸舟说，他研究了中国30年，认为中国的强大目标是长期积累所致。

所以，在王逸舟看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先进理念和他心存世界不无关系。“而与世界的深度融合，应该是到年前的一代中国领导人的目标。”

面临新挑战：与世界深度融合中的“高山反应”

我们的留学生成了世界最大群体，游客成为了世界最大队伍，我们的“一带一路”成了世界最大的经济品牌，我们的邮轮、货轮、商轮都成了世界最大吨位，30年迅速跻身极地考察大国，东北太平洋的约7.3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矿区申请获批………在一口气历数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成果后，王逸舟话锋一转，“但是，因为发展太快，我们出现了‘高山反应症’，有了‘小马拉大车’的挑战。”，他接着分析了外交决策层面遇到的难题。

从海外利益的保护到海洋纠纷的处理，再到“一带一路”的立体化，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随着国力的增长，海外利益呈现出几何级的增长，但是政府的保护手段仍然是算术级的增长。在毛泽东时代只要处理陆上14个邻国，海上6个邻国的关系，到目前，不仅要处理东海、黄海、南海的纠纷，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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