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巴西 >> 旅游景点 >> 80后导演李睿珺这或许是独立电影最好
李睿珺,导演,编剧
年《夏至》
年第九届希腊国际独立电影人电影节最佳影片特别奖。
年《老驴头》
入围第13届法国多维尔亚洲电影节,第七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大奖,入围第15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单元。
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入围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入选法国文化部华语电影教材。
年第20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艺术探索奖,年巴西利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4届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5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青年导演奖。
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年第2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围
搜狐娱乐讯(哈麦/文)提到导演,我们总要谈第五代、第六代,以及后起的宁浩、陆川、乌尔善们。到现在,揽话题最多的则成了徐峥、赵薇、陈思诚,以及韩寒、郭敬明这些名人。但若要想,新一代导演的代表就是他们,或者再加上创造过高票房的郭帆、陈正道、田羽生、肖央,那就狭窄了。以上导演拍的只是商业类型片。还有一种电影, 和名人导演比起来,农村出身,上了一个三流艺术院线,拍四部电影加起来花了不到万的李睿珺就是一个“屌丝”。在这个人人都在赶拍卖座片的时代,他还抱着一颗对电影的赤子之心——遵从自己,拒绝名利诱惑。通过作品来影响一些人,让大家对当下的社会的一些现象产生思考。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海报
李睿珺从年开始拍戏,到今年已有四部作品,最新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和之前的《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相近,《水草》的主题也是老人、小孩、大自然,以及传统的逝去。电影选取了裕固族这个历史上曾是一个强大国家,帮唐王朝平定过安史之乱,现只剩下人口的民族,通过两个孩子回家的过程来表达对民族性消失、社会转型、生态恶化的 Part3目标——通过电影影响一些人
记者:看你的电影感觉很安静、内敛,会让人想到小津安二郎、侯孝贤这些前辈导演的电影。
李睿珺:一个简单的方式呈现一个简单的故事,凝聚一个大的力量,但是用生活化的方式,这也是我坚持要用非职业演员的原因。我不喜欢很做作的表演,表演的最高状态是呈现,而不是在表演。你看小演员很自然,其实我训练了他们好几个月。曾经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演员要参与演出,我考虑再三,拒绝了。因为一个裕固族的电影,一个明星进来,粘着胡子,骑在骆驼上,会让人感觉很出戏。
记者:这种电影观念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
李睿珺:以前就特别爱喝可乐,觉得矿泉水索然无味,干嘛还要花钱买,年轻人寻求刺激嘛。当你到了一定年龄,生理机能发生变化,现在喝可乐觉得太甜了。以前看电影喜欢宏大,或者快节奏的叙事。但是慢慢回归,觉得那种平淡、安静的东西可能更有力量。我是在练内家拳,给了你一掌,外表看不出来,但其实内里很痛。外家拳看起来很花哨,招式什么的。但内家拳可能更有意思,我觉得更厉害吧。我抛弃形式主义的东西,简单的做一个预言性的,东方人的东西,有层次,你说它简单也很简单,如果你要挖掘,里面也可以挖掘很多东西。就像河流一样,表面上看似平静,实际上下面暗流涌动。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剧照
记者:这种电影观的形成跟你接受的电影教育和熏陶有关吧?
李睿珺:我是山西传媒学院学电影广告的,在上大学之前对电影没有概念。我生活的那个地方年前才有电,都是点煤油灯。我年生的。我们那儿每个月有两场露天电影,大家都热爱电影,但是这跟你未来要从事的职业太遥远。那时候觉得电影太神秘,因为除了放电影的之外,你没有听说过任何人跟电影有关系。但是我喜欢绘画和音乐,我们村有一个会拉二胡,这是触手可及的。
我原来看的露天电影要么就是抗日战争,要么武侠,比较闭塞。到大学看电影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电影跟你半点毛关系没有,是不同的国家,但是你依然能进入到那个世界。也就是从大学看了这些电影以后,我才觉得我未来要做电影,不想做广告导演。我就想转专业去学编导,我们老师给我说,广告跟电影是一样的,广告是用一分钟讲一个故事,电影是用一两个小时,我觉得挺有道理,就留下来了。其实是我们老师嫌转专业麻烦。
我真正的电影启蒙是在大学,看的学院派的,艺术片偏多,不自觉的会对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影响。所以未来拍电影会偏重社会性比较强的题材,这样会给你带来很多思考。最终是想通过电影影响一些人,而不是单纯作为娱乐和挣钱的工具。
记者:为什么觉得社会性题材是最值得拍的?
李睿珺:因为它永远是这个社会最大最明显的东西,是你不自然想要 我心里特别难受,所以我回到老家拍这个群体,我觉得老人代表过去(《老驴头》)。这个国家太多的电影在描述传奇和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不用传播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是普通人,普通人的生活需要有人去呈现,平凡中的伟大是最伟大的。这些民众赋予了一代人,贡献是最大的,为什么不能占据银幕呢?有人说你拍的是边缘题材,我说你把谁边缘了?现在中国有一亿的农村老人,这是主流题材,为什么会边缘呢?《老驴头》讲老年人晚年物质生活的困境,《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讲老人晚年精神世界的部分。再到《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是在寻找家这个源头,找一个归属感的东西。这几个电影本来没关系的,但看着像一个系列,所以就把它叫成三部曲也可以。
Part4投资——从30万升到万
记者:几年来坚持拍这样的电影,投资都好找吗?
李睿珺:06年,我才23岁,拍《夏至》,找不到投资,别人会说,你又没拍过,我凭什么给钱让你拍。我借钱、挣钱,七八万的启动资金,七八个主创,最后下来花了30多万,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来很多年需要还钱。到《老驴头》()的时候,没有人出钱让你拍农村的关于老人的一个题材,觉得太扯了。也是我自己挣钱,另外有一些电影节剧本的奖金。《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时候,国内才有一家公司介入,做下来一百多万。到《水草》,像劳雷影业这样专业化的公司介入,制作费到多万,加上其他,已经多万了。有一次开研讨会,有乌尔善等导演,我说我们没什么探讨的,我《白鹤》的制作费还不够《画皮2》的盒饭钱。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剧照
记者:有坚持不了,受诱惑的时候吗?
李睿珺:我就是想做这样的东西,我总会想办法把它完成嘛。如果不行,我把技术指标放低一些。现在没有人能阻挡我做这样的电影,下一个电影没人投资我,我买一个5DMarkII,依旧可以拍。拍电影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只要你热爱,你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记者:到《水草》的时候投资多了,也有制片人介入,和之前有哪些不同了?
李睿珺:职业化嘛。天画画天是一个喜欢投资这类电影的公司,我的片子先是它投资的,但是它作为一个新公司,在制作经验上薄弱一些。方励(劳雷影业总裁,《后会无期》制片人)做了这么多片子了,有很多经验,是非常成熟的制片人,后来介入。我以前的概念是能省就省,因为是自己挣钱做电影。后来有人投资,你已经感觉很幸福了,奢求不会那么多,花的很省,因为每一个人的钱都是血汗钱,你不要让人家赔很多。
方励他尊重导演,他说我们增加一些预算,请一个作曲吧。我说增加预算我的压力会很大,怎么给你收回。他说辛辛苦苦拍一个电影,多花点钱,如果能为这个电影增加一分颜色,也是值得的。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主动要花钱的制片人,以前都是我说万,他们问50万能做下来吗?他是很职业的,知道什么样价钱的东西会给这个电影带来什么,跟他合作他会替你操很多心,你轻松了很多。
包括结尾他给的提议。原来的结尾,就是两个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没有三个人走到草原的镜头。剪完到公司的小影厅放的时候,感觉最后的那口气没有顶上去。方励就说,是不是要补拍一个?好的话我们就用,不好就丢掉。我思考了好几个月,想到现在这个镜头(眼前出现一个工厂),给他打电话,他说马上拍。这个结尾是今年六月在内蒙古正蓝旗拍的,后来放在片尾一看,非常合适。
记者:电影音乐感觉很对味,在每一个情感点都用的恰到好处。
李睿珺:作曲也是方总建议的,他们合作过《颐和园》。伊朗人,AndreaBauer,以前给阿巴斯做音乐。我刚开始担心一个国外的作曲对一个中国电影他能不能理解。方总说,你可以听一下他以前的乐曲,不是你邀请人家人家就答应的,你也先把电影寄给人家看一下。我听了《颐和园》的音乐,非常好。
后来我们在北京讨论了很多天,租了一个键盘给他,谈各自的感受,他问我我有什么意见,我大致觉得在哪几个地方该有音乐,我不想要煽情,不想要管弦乐,尽量从他们民族的乐器里找相似或者相近的。这个电影是一个行走中的内在的故事,不煽情,但是音乐情感的浓度又很浓,要有现代跟过去两层的呼应。他问有没有传统的曲目,我之前正好录下来一个裕固族的摇篮曲,就两句,反复唱,我放给他听。中间很多旋律都是从这个发展出来的。
Part5市场——很多人看电影就像找小姐
记者:以前的电影都没大规模上映过,对这部片有什么计划?
李睿珺:明年上半年(结果是年十月份上映)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上映吧。我个人觉得电影的艺术形态一定是你做完了在电影院里放,跟观众交流是你艺术的一部分,这方面没做,这个艺术作品是半成品。
现在的观众,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的,他们不会埋单,永远都是喜欢看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屌丝都迷恋高富帅嘛。但是要有人做,慢慢去改变。就好比我有一次在杭州放《白鹤》的时候,一个老太太说我平时不看电影,买菜去了,路过,觉得还早,进去看看电影。结果很喜欢这部电影,突然对这个类型产生了兴趣,让我给他推荐类似的。因为这个原因,她回去可能会影响他的老伴、子女。如果我们都不做这样的电影,她去哪里看?一切无从谈起。
如果所有的人都在拍《水草》、《白鹤》,我立马扭头去做《心花路放》、《分手大师》那样的,去补充那个市场。一个真正健康的市场应该是多元化的,我想买白菜有白菜,我想买贵的有贵的,不能说我都卖排骨,那不是市场,那是专卖店。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市场很繁荣,但是是亚健康的状态。
记者:你会进影院看当下主流的国产商业片吗?
李睿珺:去看,《分手大师》、《心花路放》、《亲爱的》。像许鞍华的电影,大家都说票房不好,我就去看为什么,观众是怎么反应的。《心花路放》为什么票房这么好,你研究这些人的社会心理,会返照你对这个群体的理解。我唯一拒绝的类型是欧美的恐怖片、鬼片、僵尸,各种粘液的,视觉上特别恶心的接受不了。但同样是吸血鬼电影,朴赞郁的《蝙蝠》我就很喜欢。
记者:你观察这些主流国产片观众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李睿珺:大部分人喜欢看《分手大师》,我也分析了,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档口,大家生存都不容易,还没到欣赏一个艺术作品的阶段,我拿钱是寻开心的,就像拿钱去ktv找小姐一样,老子就是来寻开心的。一方面是我们的知识结构,文明程度没到。第二,大家就是把电影作为一个消遣。我不要花了钱看自己的生活,去思考。我也不排斥做娱乐电影的人,如果他想清楚了,我就是要做一个赚钱的电影,他可以告诉大家,我就是想通过这个电影赚钱,一个市场如果没有高票房的电影也是不行的。各个方面得去互补。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预告片
Part6名利——不为钱,尊重内心感受
记者:电影节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导演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李睿珺:对于制片方来说,去了电影节,才有一个销售的可能性。对于我。是一个分享交流的方式,你去看一看你的同行们都在做什么样的电影,聊一聊天。还有跟喜欢你的观众交流,像赶集一样。
我们这个片子在年初的时候柏林入选,让我们在一月做完。那时候刚做完初剪,那样我不做音乐,他也要了,我也可以去,但是我自己过不了这个坎。今年九月二十几号做完后期,东京电影节评委看了觉得喜欢,就来吧。
《老驴头》的时候柏林也邀请过,邀请信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作为一个跳板的话,就来柏林,贾樟柯他们都是从这里起步的。因为做《老驴头》的时候非常困难,欠了很多钱,鹿特丹电影节支持了我前期1万欧,后面又支持了2万欧。柏林一月初,鹿特丹二月初,我绝对放弃柏林,必须把欧洲的首映放在鹿特丹。如果我光为了一个电影节的履历表的话,选择去柏林,四部片子有三部入围了三大,那岂不更好看。但是那个对我来说不重要,如果完全为博取评委眼球的话,你一下就把这个东西看的太低了。
东京电影节开幕的时候,我发了安倍晋三走红毯的照片,很多人骂。说你和张艺谋他们一样,就拍一些揭露中国阴暗面的东西,去讨好人家,拿奖。我发这个是想说,人家国家元首出席电影节,可见这个民族对文化的意识是怎样的。
记者:你觉得这个火热的电影时代对新导演是好还是坏?
李睿珺:第五代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每年给每个厂给几个指标,你们每个人拍几个电影,不管票房。张艺谋前期的作品很成功,一上来就很工业化的规模。们接触的是电影学校的胶片电影。第六代开始翻录像带,一下子面就宽了。同时,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没有钱给你了。但是过去从副导演当起来,到导演,需要很多年。年轻人就干脆自己找钱,当制片人。现在很多院校都有影视系,加上盗版DVD,下载,甚至我们每个学生的阅片量都超过了欧洲的影评人,电影彻底从贵族艺术里理解放出来了。
之前拍短片没市场,网路时代兴起的时候,微电影火了,很多年轻导演看到,我就拍那个,赚点击率,获得机会的渠道多元了。但是机会多了,也让很多人不珍惜。
我们整个社会的变迁,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大家就是赚钱。也有很多公司来找我,给你开几十万的导演费,挂你的名字,你做导演就行。但是剧本我也不喜欢。他骂我,你傻逼呀,你不挣这个钱别人也会挣,我说别人挣是别人的事情,我不喜欢我没办法全身心投入,不是忽悠你吗?
中国的电影市场让更多导演看到可能性,大家都涌向市场去了,向金钱靠拢。就是我们都当聪明人,钱赚够了再说。另外,现实的困境没办法……我们从第六代导演的身上看我们的未来,像《天注定》这样的电影到现在也没有上映,我们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局面。找投资困难,势必影响电影质量,观众说你粗糙,不去看,所以没有回收,让很多导演觉得我就放弃了,市场不接受。
你花了钱做宣发,影院经理帮你做决定,理所当然认为观众不喜欢,不给排片,或者排早上的场次。电影局每年的奖金用来奖励3D大片,他们票房几个亿,需要这些钱吗?应该是用这些钱鼓励小电影啊。
这一切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年轻导演。我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做张艺谋、贾樟柯、宁浩,我做好李睿君就好了。我们也成不了我。我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不受太多影响。你只有尊自己了才会尊重观众,老是跟风,给观众吃剩饭,那是污染观众的智商。
Part7新片——拍城市里的农二代
记者:你接下来的新片计划是什么?
李睿珺:拍跟农村有关的,农村跟城市过度时期,这些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孩子的状态,叫农二代。(会有家乡的。我觉得主要还是人,所有电影说来说去最后北京白癜风哪家医院好白癜风治疗多久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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