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栋：新时期英文世界中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内容提要：英文世界中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领域目前的分析框架有四个，其中三种研究范式和哈佛大学有关，每一个框架和视角都有自身的重要演变。这四种大叙述或大历史、或主议题为：费正清的西方影响/冲击—中国反应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和他后来的“离开中国”论或人类中心论；柯伟林的国际化论；最后一种是没有太多公共曝光的主议题，该分析框架强调中外关系的双边以及多国、跨国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

关键词：新时期/英文世界/近代中外关系史/大叙述/交织契合的理论/

作者简介：王栋，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

一、“别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笔者的母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排撰写一篇研究综述文章，回顾梳理新时期40年来英文世界中对于近代中国与世界交流互动的研究状况，倍感荣幸。鉴于本文的任务性质，就不涉及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但会在其他场合讨论中文方面的成果。①

首先从笔者近期的一件阅读事情谈起。某日笔者在翻看兼职服务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编辑委员会的出版目录，张海惠主编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的英文翻译、扩充版AScholarlyReviewofChineseStudiesinNorthAmerica映入眼帘。可是，作为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学习研究二十多年的笔者，顿感困惑：这本参考书总共有21篇综述，非常有价值，但竟然没有一篇写中外关系。②在英文学术研究的“美好往日”里，近代中外关系或外国人在华的特权以及条约口岸等制度性设置，却是以马士(HoseaBallouMorse)和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为代表的至少两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首要切入点。③

英文研究世界真的是在跟近代中外关系史说再见吗?过去40年来英文世界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近代对外关系史的前景如何或者干脆说到底有没有未来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深层次分析北美中国学已故掌门人费正清的话语能帮助我们把握中国近代史学术书写以及出版领域的脉络和历史进程。费正清年突然辞世，留下了一部未完书稿。整体而言，这部未完稿是费正清把马士作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特别是近代对外关系史学者的一个定位，费正清对他的前辈和恩师马士充满爱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费正清借着书稿对西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发展脉络进行了大手笔、长镜头式的总结：④

历史书写和历史学家两者都要代代相传。我把马士看成-那一代的人，我自己则大约属于-这一代的成员。当然自不必言，到-年间时新一代已经崛起并控制着中国史学科领域。马士主要是把英国十七世纪到年有关中国的记载从英国一手资料角度整合在一起，而我则对中文史料在英文世界的使用尽了一臂之力，并因此把中国社会作为一种不同的文化来进行分析……等到了我退休的时候，西方学者们试图发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这得到了中国近代史史学家们的响应。

时光迁移，人和学术走向亦随之更改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正如费正清所言，没有哪一代历史学家的著述是一成不变的。在此，费正清以他惯有的大历史睿智划分出他自己生活时代的三代历史学家，这三代人后浪推前浪，引发了英文世界中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领域的三次主要换档移位。这三代学者分别是：-年代，比如马士，他们的兴趣点主要是从西文历史资料视角看中国与外部世界相遇。之后是-年代费正清那一代人，他们开始运用中文资料，并想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三代西方汉学家是指-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对他们而言，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只是外国影响扩张到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一部分。根据费正清的说法，可以说，第四代学者，也就是当今这一代人，到-年代已经成熟，努力担当当今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概括而言，那就是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看成个人、地方、民族国家和跨国家利益界限的交错盘旋汇合点，当今这一代英文世界中的史学工作者对中国的阐释分析变得更复杂、更精细。

本文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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