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05.14)，男，四川宜宾人，中共党员，中国古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年，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的名誉会长。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年，27岁的罗哲文结束了对古建筑的学习研究，被调任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职，成为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也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文物保护生涯。全中国99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每一座他都亲自考察过。年，罗哲文和郑孝燮、单士元起草文本，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为了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初登长城

年，林徽因对罗哲文说:"因为离得近，觉得总有时间去长城考察，反而搁置下来，现在是时候去看看了。"10月的一个秋日，罗哲文带上相机，搭车到南口，徒步登上八达岭长城，拍下了他的第一张长城照片。

那天阳光充足，留在照片上的是发白的长城和它投射在山坡上的黑色影子。罗哲文看到的八达岭长城已是断壁残垣，方砖四处散落，周围荒草丛生、落叶满地。

八达岭维修

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出开发长城、向国内外开放的建议。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修长城的任务交给了罗哲文，维修长城的第一站是八达岭。

罗哲文先乘火车到达八达岭车站，然后骑着小毛驴上山考察。后来他回忆道:"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经很晚。当时的八达岭满目荒凉，夕阳照着山上的长城残骸。我想起当年戍边的战士就在这儿待着，当年的长城一定非常的雄壮。"

第二次罗哲文去看到的还是倒塌的砖墙，破败荒凉。不过想到承担起了长城的修复工作，除了感怀之外，他更加激动，并作了一首诗:"断壁残垣古墟残，夕阳如火照燕山。今朝赐上金戎刀，要使长龙复旧观。"

为了方便考察，罗哲文和同事就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店里，每天骑着毛驴上八达岭。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后，他拿出了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图，并请梁思成审定。梁思成给了他三个建议:要按照原状修;保护古意，避免现代化;要绿化，但不能在长城边上种高大树木，否则不利于保护长城，也影响观看效果。那张有梁思成审定签名的图纸，如今已下落不明，让罗哲文抱憾不已。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用原材料修，这在长城修复中显得尤为困难。罗哲文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到山沟里收集一块一块塌下的青砖，从沙土里挖掘砖块。

年，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向公众开放。随后，罗哲文又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维护工作。

寻访长城遗迹

年6月23日，一个由罗哲文任团长、《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任副团长的文化考察团，西出玉门关，沿着丝绸之路，历时近一个月，艰难寻访了汉长城遗址、楼兰古国遗址等一系列历史文化遗迹，并且穿越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这条新闻曾经轰动一时。

罗哲文他们考察的这段长城，修建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当时匈奴已经不再对汉王朝构成威胁。所以，罗哲文认为修建长城的目的已不是为了防御匈奴入侵，而是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来往于东、西方的商队，可以在烽燧中休息，补给淡水和食品，更换骆驼或马匹;两座烽燧间的距离正好相当于当时一天的路程。长城保护的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见证。在玉门关以西修建长城，则是为了适应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需要。

罗哲文经过考察发现:关于长城的长度，外国人是用比例尺从地图上量出来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长城不是直线，更不是水平线，也不是只有一道，而是曲曲折折、上上下下，由许多道所构成的;我国历史文献上的记载，虽然比较可信，但没有把一道长城的双重、三重、多重的长度计算在内;许多人认为，各个朝代的长城都是在一条线上修筑或重修的，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比如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都不在一个起点，也不在一个终点，相去数百甚至上千里。

保护古建筑

解放后，首都北京面临着大规模的重建，当时围绕着老城墙拆除还是保留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罗哲文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坚决反对拆北京城墙。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对于梁先生的‘反对拆北京城墙’的建议，我是支持的，公开支持过，但是当时不起作用，好在当时我还可以做点儿工作。那时我也算是全国负责古建筑保护的干部了，我提出过意见，也写过报告，我认为梁先生的意见是对的。其实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当时说的是，北京城要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包括城墙、街道还有其他重要的文物，因为这个就批判他，说他一点也不让动北京城。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一点儿不动，他的中心意思是保护古城另建新区，就是建筑新的北京。有人批判他说:你这整个城都保护，不就是一点儿也不能动了吗?我们怎么生活呀?当时中央有个方针，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在北京这个城圈子里头，你要搞生产，就要办工厂，所以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如果当时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建议，北京就可能跟巴黎、罗马一样，一个新城、一个老城，那样的话，北京肯定是新城更新，而古城也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根源，当时的认识就是这样。”北京的城墙拆除之前，罗哲文曾经对城墙做了一次认真详细的调查、测绘，他一步一步地沿着城墙勘测，并且拍摄了很多照片，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都被烧毁了。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一些人主张扫除北京古建筑，马路要笔直，开车要无阻拦，体现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楼等都在拆除之列，最后竟然轮到了团城。

当时罗哲文所在的文物局正好在团城办公，又担负着保护文物之职，为此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指示下，罗哲文写了一篇关于团城的文章，配以大量图片，发表了出来。为了保住团城，罗哲文数次找梁思成商量，梁思成也一样心急如焚，甚至把苏联专家搬出来共同寻求办法，最后，罗哲文起草报告，梁思成面陈总理，终于保住了团城。

在梁思成等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之下，从营造学社开始，罗哲文就养成了严谨勤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在他看来，古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他热切希望后辈学者能够接过自己手中的尺笔，好好保护祖国博大精深的古建筑遗产。他在访谈中说：“保护领域的扩大，从最初的古长城，到后来的古建筑，这也是梁思成先生的思想。先生认为古建筑包括的范围很大。从现代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保护的领域又扩大了，扩大到了近现代的建筑，甚至我们当代有价值的建筑也应该保护下来，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的"十大建筑"里，是不是有些东西需要做保护?这是不能断代的。”

性情特别温和的罗哲文，只有在面对古建筑被破坏时，才会生气翻脸。

在窦忠如的记忆里，罗哲文这一辈子有过两次著名的“愤怒”。

第一次是在罗哲文刚就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的副处长时，他去考察河南洛阳某玻璃厂，发现该厂正建在重要的历史遗迹——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建筑遗址上。此情此景，让罗哲文着急万分，他要求玻璃厂立即停工，但玻璃厂负责人以损失太大为由拒绝。罗哲文十分愤怒，旋即将此事反映到中央，后得以解决。

罗哲文第二次愤怒是为定海。年，浙江省定海市大拆大建，古宅老居为新居“让路”，这座极具江南特色的历史文化古城，在“旧城改造”中被毁得面目全非。年，包括罗哲文在内的一批古建筑专家前去调查，希望当地政府能保护古建。当地政府置若罔闻，并加快了拆迁速度，0.8平方公里的古城，转眼间只剩下0.13平方公里。罗哲文愤怒地找到媒体，将此事曝光，并得到中央的批示，定海古城拆迁才被制止。奋力保护古建筑的同时，罗哲文面临更多的是无奈。

年，北京修建地铁,西直门的厄运到了，瓮城必须拆除。瓮城不像古天文台那样具有特别高的科学价值，能向周总理直接反映。

无计可施之下，罗哲文只能经常带着相机跑来，为西直门频频留下“遗像”。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番无奈，是在年。北京东四八条的拆迁引起社会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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