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

ClaudeLeviStrauss

回顾

年秋天，是个礼拜日，早上9点钟的一通电话决定了我一生的职业。打电话的人是布格列（CélestinBouglé），当时他是高等师范学院的领导。过去几年来，他表示对我印象不错，不过保持相当距离：原因之一，我并不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另外，即使我是的话，我也并不属于他非常热心的为之安排升迁机会的小圈子。他打电话给我一定是他想不出有其他更合适的人，因为他单刀直入：“你是不是还想要研究人类学？”我的回答是：“是，毫无疑问，是要。”“那么你就去申请到圣保罗大学教社会学课程。圣保罗郊区到处都是印第安人，你可以利用周末去研究他们。不过，你必须在中午以前给乔治·杜马一个肯定的答复。”

巴西、南美洲在当时对我并无多大意义。不过，我现在仍记得非常清晰，当我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提议时，脑海中升浮起来的景象。我想象一个和我们的社会完全相反的异国景象，“对蹠点”（位于地球直径两端的点）这个词对我而言，有比其字面更丰富也更天真的意义。如果有人告诉我在地球相对的两面所发现到的同类的动物或植物，外表会相同的话，我一定觉得非常奇怪。我想象中的每一只动物、每一棵树或每一株草都非常不同，热带地方一眼就可看得出其热带的特色。在我的想象中，巴西的意思就是一大堆七扭八歪的棕榈树里面藏着设计古怪的亭子和寺庙，我认为那里的空气充满焚烧的香料所散发出来的气味。这种嗅觉上的幻想应该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我知道Brésil（巴西）和grésiller（焚烧的噗噗声）的音非常接近，这两个词的发音如此接近，一直到现在每次我想到巴西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是焚烧中的香料。

事后加以考察，这些想象的意象并不见得是那么随意。我后来学到，一个情境的真相并不能在日常的观察中看到，而是要在一种有耐心的，一步一步慢慢来的蒸馏过程中去寻找，像语音上的类似使我想到香料这件事实，可能鼓励我去演练一种自发自动的双关语，用来作为一种象征的解释工具，那种象征的解释当时我还无法明白地提出来。探险应该不是单纯地走过很多表面上的距离，而应该是一种深入的研究：一件一闪即逝的小插曲，一片风景的片面，或是一句偶然听到的话，可能就是了解及解释整个区域的唯一关键所在，如果缺少那个关键，整个区域可能就一直不具任何意义。

在当时，布格列所说的有一堆印第安人的话给我带来其他的问题。我想他误以为圣保罗是个土著的小镇，最少其郊区住满土著，他误以为圣保罗大概和墨西哥市或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Tegucigalpa）差不多。他是哲学家，曾写过一本书叫做《印度的种姓制度》（TheCasteSysteminIndia）。他从来没想到是不是最好先去印度一趟，亲眼看看其实际情况（那本著作年版的序里有“事件变易不居，制度则长存”这样的豪语），他不认为土著人民所要生存的条件本身会对人类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他并非具有此类漠不关心想法的唯一的官方社会学家；事实上，像他这样的例子今天还是存在。

不论如何，当时我自己也非常无知，便相信了那些可以很方便的纳入自己计划里面的幻想，特别是连乔治·杜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并没有清楚的概念。在土著社会还没有完全被消灭以前，杜马曾到过巴西南部，更重要的是，那时候他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人是独裁者、封建地主和喜欢艺术的有钱人等，他们并不能就这个问题给他任何启示。

因此，当马格利特（VictorMargueritte）带我去参加午餐会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在餐会上听到巴黎的巴西大使表示官方的观点说：“印第安人？哎哟！亲爱的先生，他们在几年前就全部不见了。这是我的国家历史上很悲哀、很可耻的一段。但是16世纪的葡萄牙殖民者是一群贪婪残忍的人。他们具有那个时代常见的野蛮性，这实在也怪不得他们。他们把印第安人捉来，绑在炮口上，然后轰成碎片。印第安人就是这样不见了。社会学家可以在巴西发现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印第安人么，忘掉算了，你一个也看不到……”

现在我回想起这一段话，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即使是出自年的granfino（上层统治阶级）口中，还是不可思议。当时巴西的秀异分子（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已有所改变了）容不得任何人提起印第安人或是巴西内地的原始情况，不过他们倒会承认，有时甚至自己说出来，他们的长相之所以会有些异国情调是因为他们的曾祖母可能有印第安人血统。不过他们绝对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长相之所以有些奇特是因为他们有黑人的血统。在葡萄牙帝国统治的时代，这些秀异分子的祖先倒是觉得有黑人血统并不是什么需要掩饰的事情。拿曾任巴西驻法大使的苏沙-丹塔斯（LuisdeSouza-Danta）来说，他毫无疑问有印第安人血统，而他也很可能以此为傲。但是他是一个旅居国外的巴西人，而且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移居法国，早已忘记他自己国家的真实面貌。在他的记忆里，真相早已被一种流行的、官方的理想化看法所取代。在他还记得的一些细节里面，我想他喜欢贬低一下16世纪的巴西人，以免触及他父母那一代的男人所最喜欢的一种娱乐，或许他年轻的时候也仍然进行过那种娱乐活动。医院去收集天花患者的衣服，然后把那些有天花传染菌的衣物和其他的礼物一起挂在印第安人经常走过的小径上面。这种休闲活动造成相当可观的成果：年地图上面的圣保罗邦，面积和法国差不多，其中三分之二的地方被标示为“只住印第安人的未知地带”。等到年我到圣保罗的时候，那些地方连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除了少数几家人在礼拜天跑到山托斯（Santos）海滩去卖所谓的特产以外。值得庆幸的是，圣保罗的郊区在年时，虽然是连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但是往内陆走个公里，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印第安人。

在结束关于此段时期的追忆以前，我必须暂停一下，对那个我有机会窥望一下的世界再亲切地望它一眼。由于马格利特（VictorMargueritte）的关系，我才得以认识那个世界（就是他介绍我与巴西大使馆的人认识的）。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替他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一直保持友善的关系。那时的工作是负责出版他的一本书——《人类的祖国》（Lapatriehumaine）。工作的内容包括带着他自己亲笔签名的书本，代他送给多个巴黎的名人（他坚持送书的时候必须说是大师送的书）。此外，我还得写新闻稿，建议写书评的人有哪些片段或许他们可以用得上，等等。我对他的记忆一直非常鲜活，不只是因为他对待我一直都很有礼很客气，而且还因为他本人和他的著作所形成的对比矛盾（这种事情最容易给我造成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作品看起来又天真又粗糙，虽然其中也含有相当宽宏的感情，但是他这个人却值得回忆。他的脸具有哥特式天使像常见的那种女性的阴柔迷人和细致之感；他的举动又具有本能的高贵性，这就使他的缺点——爱好虚荣是其中之一——不至于令人厌恶或令人惊异，因为这些缺点都似乎变成是他特别的性情与智识能力的一些征象而已。

他住的地方是一间老式的资产阶级公寓，非常宽大，位于第17区（巴黎），现在他仍住在那里，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了，他太太非常辛勤地照顾着他。他太太本人，年龄（年龄会把年轻时候才会发生的身体上与道德上的特征相互混淆之情况消除）使她那一度曾被称赞为“痛快”的个性变成丑陋与易怒。

他很少见人，因为他相信年轻人没人能欣赏他的长处，还因为他曾被官方圈子摒弃过。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把自己的架子抬得那么高，他觉得越来越难找到可以沟通的人。我从来没能确定，到底是自然产生的结果或是经由特意的选择，他和少数几个人共同创立一个国际超人联盟，只有五六个成员，其中包括凯瑟琳（Keyserling）、雷蒙（LadislasReymond）、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我想爱因斯坦也曾加人过一段时间。这个联盟的基本关系是，每次其盟员出版一本书的时候，散居世界各地的其他盟员马上称誉那本著作为人类天才的最高表现之一。

但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马格利特想一个人挑起整个法国文学遗产的重担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份天真。他出身于文学世家对他的这项抱负有相当帮助；她母亲是马拉美（Mallarmé）的表姊妹，因此他的装模作样里面可以用不少掌故和回忆做后盾。他提到左拉、龚古尔、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时候，好像他们是他的叔叔伯伯或祖父母，好像他们都把遗产交给他保管似的。当他很不耐烦地大声说“他们说我的作品没有风格，巴尔扎克呢？他有什么风格？”的时候，人家会以为是置身于帝王世家之后的面前，好像他是在提起他祖先那有名的热情奔放的脾气，以便开脱自己的错误似的。凡人似乎应该把那些事情看做是被官方认可的对当代历史上的一些大变动之解释，而不只是一些个人的特征，因此也就应该很高兴能够看到那些脾气还可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出现。比他更有才华的作家不在少数不过，他们很少能够像他那样优美地对自己的职业怀有这样贵族的想法。

文章来源：忧郁的热带[法]列维·施特劳斯，王志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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