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西博索纳罗的胜利是席卷全球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巴西严峻的意识形态危机与政治极化推动了政党格局的大变动，为极右翼的重组创造了很大政治空间。“热带的特朗普”现象代表了右翼保守主义势力的兴起，其中“公牛、子弹和圣经”是其主要的政治联盟。执政两年多来，巴西总统推行了反建制和反精英、挑战民主秩序与加强权威统治、种族主义与亲美等右翼民粹主义国内外政策。在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下，执政联盟内讧不断，中期结果备受争议，博索纳罗能否引领巴西或拉美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潮流，取决于他能否兑现竞造承诺，即维护大资本的利益与安抚多元的社会阶层。

关键词：博索纳罗;右翼民粹主义;民主危机;巴西

年，博索纳罗（JairBolsonaro）在巴西大选中大获全胜，多年执政的劳工党（PT）惨败，右翼民粹主义者执掌世界第四大民主国家。这位被称为“热带的特朗普”的总统将关系紧张、充满矛盾的右翼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军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结盟。然而，在经济危机和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双重打击下，这位右翼民粹主义总统任期的中期结果备受争议，并继续分裂巴西社会和危害巴西民主政治。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能否产生像卢拉当选后引领拉美地区“粉红色浪潮”一样的影响，取决于总统博索纳罗对执政联盟集团的凝聚力与多元社会需求的平衡力。

一、巴西政治危机与极右翼重组

在年10月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博索纳罗以超过46%的有效选票几乎赢得了大选，在第二轮选举中，劳工党候选人费尔南多·阿达（FermandoHaddad）获得了44.87%的选票，博索纳罗获得了55.13%的选票。这位极右翼边缘人物的地位急剧上升，令许多人感到意外。自年以来，巴西实际上一直由左翼劳工党和中间偏右的社会民主党（PSDB）轮流执政，两党加在一起始终在总统选举中赢得70%到90%的选票。这一时期选出的三位总统分别是社会民主党卡多佐、劳工党卢拉及其继任者罗塞夫，这给巴西政党政治和民主制度带来了一种看似稳定的局势。然而，巴西累积的多重危机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风暴，即经济危机引起的长期衰退、两极分化加剧与对老牌政党信任下降的政治危机、由“洗车行动”调查引发的大规模的腐败危机、越来越恶化的公共安全环境等。综合起来，这些多重危机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下降，造成了极右翼的重组。年以来，巴西的民主政治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糟糕表现。

第一，巴西阶级和解政策和意识形态危机。“博索纳罗现象”表明劳工党阶级和解政策的局限性。自劳工党执政后，右翼保守阶层感到越来越受到威胁，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者，道德上是正确的，是白人、少数派，是受剥削的。每个人都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团结起来才能不被击垮。在年6月之前，只有左翼激进分子走上街头抗议。—年，以白人为主的保守派强烈反对劳工党的示威者采取街头抗议，并以民粹主义反抗的形象示人，这在支持右翼与弹劾罗塞夫的游行中更加明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博索纳罗最有信心的群体是福音教教徒和男性，他们的教育程度高于平均水平，收入是最低工资的5倍以上，生活在南部地区。吸引这些选民的意识形态标志有反腐（jatismo）、反劳工党（antipetismo）、反政治（anti-politics）、“传统”道德与价值观（traditionalmoralvalues），以及“法律与秩序”的承诺（thepromiseoflawandorder）等。巴西大城市的上层阶级对劳工党时代的再分配政策产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阶级怨恨，如每年提高最低工资，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和种族配额，改善针对家政工人的劳动法，启动家庭补助金等现金转移项目，以及增加针对北部和东北部最贫困地区贫困阶层的公共资源。他们认为这些措施使非裔巴西人和工人阶级出现在富人和白人的专属空间里，如购物中心、大学校园和飞机上，是对精英生活方式的侮辱。这是上层中产阶级支持博索纳罗强有力的社会心理因素。

意识形态危机并不局限于上层社会，在中产阶级和中下中产阶级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劳工党鼎盛时期，这些阶层享有高水平的消费、上大学和正式就业机会。随着经济危机，他们失去了很多物质利益，成为失业或者不稳定的工人，只能享受低质量的公共服务。丧失权利的工人(尤其是优步司机或非正式的化妆品销售女性)将愤怒和仇恨归结于劳工党。在这些不稳定的工人阶级中，保守的价值观如反女权主义、反同性恋和反共产主义等被福音五旬节派教会和“假新闻”的传播强化，在民众中传播充斥着仇恨的过度政治化的“反政治”和反政党情绪。传统政党甚至右翼政党经历着代表性危机，不稳定的工人不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更不认同自己是“工人党”。最终，这些丧失权利的工人在意识形态上认同了博索纳罗，后者成功地占据了这个政治“空白地带”。在反劳工党意识形态的驱动下，他们成为博索纳罗的强大支持基础。

第二，巴西政治极化与政党政治重组。在经济全面衰退之前，人们对罗塞夫政府的支持率就已明显下降。巴西人普遍指责处境艰难的左翼执政者，认为连续四次赢得总统竞选的劳工党是造成年后经济严重衰退的罪魁祸首。年6月，最初反对圣保罗公共交通涨价的街头游行演变成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抗议要求主要集中在反对腐败和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等问题。尽管抗议活动分散且无组织，但揭示了两种政治趋势，一是对劳工党日益加深的排斥和敌对情绪；二是一小群极右翼分子公开表达对军事独裁时期的“秩序”和“廉洁政府”的怀念。这两种趋势促使示威者在年再次走上街头，罗塞夫因涉嫌违反联邦预算法而被弹劾，劳工党在国会中的跨党派联盟很快就分崩离析了，被迫将政府让位给右翼支持的副总统特梅尔。从年到年，政治两极分化的急剧加剧在大众和精英阶层都显而易见。

全球规模最大的腐败调查更是火上浇油，触发了巴西的政党政治危机。随着“洗车行动”调查的扩大，牵出了一个更大的行贿和回扣计划，其中包括主要建筑公司在与石油巨头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的合同竞标中作弊，以及将这些公司通过要价过高获得的利润回收为非法竞选捐款。在最初的四年中，反腐行动签发了近个逮捕令，做出了个有罪判决，尽管调查涉及来自14个政党的政客，但其中许多最重要的人物都与劳工党有关，几位前劳工党主席和财务主管入狱，最终前总统卢拉因腐败定罪而被取消竞选资格。然而，他作为候选人的声望主要取决于他强大的个人支持基础(lulismo)，这比劳工党的支持基础（petismo）要广泛得多，因此劳工党候选人阿达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与此同时，人民压倒性地反对时任总统特梅尔，其主要的两个中右翼联盟——社会民主党（PSDB）和民主运动党（PMDB）受到影响而失败。然而，反腐行动对选举的影响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腐败的普遍曝光加剧了选民内部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和反政党（antipetista）的情绪。面对其他中间和右翼资产阶级候选人的崩溃，巴西右翼最终选出博索纳罗，把唯一有能力对抗劳工党风险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第三，经济危机、令人震惊的暴力犯罪和公共安全危机加剧了巴西政治危机。年以来，巴西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各项经济指标急剧恶化。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巴西GDP呈现负增长。年，特梅尔上任后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难以改变这种痛苦状况。失业率上升至创纪录的12.7%，经济增长率不到1%。令人震惊的暴力犯罪和公共安全危机是影响年竞选结果的关键因素。年，世界上暴力最严重的50个城市中有17个在巴西，其中大部分位于该国的北部或东北部，构成了毒品过境路线的一部分；人被谋杀，与年相比谋杀率上升了3%，每10万人中有30.8人被谋杀，这个数字与墨西哥的谋杀率相比也不乐观。在年的紧张气氛下，博索纳罗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法律与秩序”和反腐败的口号，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共鸣。富裕阶层被这位“法律与秩序”候选人所吸引，尽管他们负担得起武装警卫、装甲车和封闭式社区等私人安保措施。较贫穷的群体不仅缺乏此类选择，而且通常居住在犯罪更严重的地区，也希望寻求可靠的保护承诺。

在一个1/3的国会议员受到起诉或调查的国家，博索纳罗的迅速崛起是由一系列危机共同促成的，加上他策略性地使用社交媒体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竞选动员。可以说，右翼民粹主义的胜利是巴西民主政治危机的深刻体现。

二、巴西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联盟

在拉美地区，左翼民粹主义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以庇隆为代表的经典民粹主义和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新左翼民粹主义是影响最大的两波左翼“粉红色浪潮”，它们被认为是具有“包容性的”，而在当代西欧和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被称为右翼“排他性的”。然而，金融危机以来，巴西多重危机的爆发，左翼成为替罪羊与中右翼的崩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极右势力激增，利用社交媒体煽动民众反建制和反对劳工党，挑战既有政治秩序，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博索纳罗所代表的民粹主义与当今欧美的民粹主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博索纳罗当选总统标志着巴西右翼民粹权威主义的胜利，政治的钟摆从左摆向右。

在年大选中，博索纳罗在最贫困人口之外的几乎所有收入群体中获胜。劳工党候选人阿达在月收入不到最低工资两倍的选民中更受欢迎。首先，博索纳罗不仅赢得了巴西传统中产阶级（收入超过最低工资十倍以上的家庭）的选票，还赢得了所谓的“新”中产阶级的支持，这些中产阶级的产生归功于劳工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政策。其次，他还赢得了70%的五旬节派基督徒与福音派教徒的选票，这些人现在占巴西选民的1/4。在竞选期间，组织严密的五旬节派牧师网络为博索纳罗提供了重要的沟通与信息渠道。最后，支持区域的差异性十分明显。尽管他在贫穷的东北部输给了劳工党，但在南部、东南部经济发达的州与联邦区(巴西利亚)表现出色，在里约热内卢州和圣保罗州赢得了68%的选票，以及联邦区70%的选票、圣卡塔琳娜州76%的选票。除了那些非常贫穷的人和东北部，整个巴西都大力支持博索纳罗。

博索纳罗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集团是指“公牛、子弹和圣经联盟”（BBBcaucus），这个由劳工党议员艾瑞卡·可卡伊（ErikaKokay）创造的名称，指国家立法机构中畜牧业或农业综合企业（Beef）、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Bible)、执法部门和军火工业（Bulle）的利益联盟。这个联盟的计划包括捍卫枪支所有权，对青少年犯罪采取更严厉的惩罚，反堕胎、保守的性与家庭法律，以及取消种族或少数民族(包括巴西原住民)选举权等。

畜牧业或农业综合企业为博索纳罗赢得大选增加了经济实力。农业综合企业在意识形态上被博索纳罗的观点所吸引，包括开发亚马孙森林、限制获取武器和将农村的工人运动定为犯罪等，这些观点在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举行的集会上尤其有说服力。农业企业出口带来的贸易平衡改善使政府屈服于他们的权力之下，特别是通过向央行提供外汇储备来改变货币价值和安抚外国债权人。这个部门比其他两个部门更加带头呼吁取消环境保护和主张砍伐森林，并开放原住民的领地供出售和经济开发。作为回报，博索纳罗将土地发展部（MDA）并入了农业部（MAPA），农村精英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第二个集团——军火工业，由代表军队和警察的议员组成，其人数从年到年翻了一番。博索纳罗本人是一名陆军中尉，副总统是一名退休的陆军将军。军方明确表示要东山再起，但不是作为一个羽翼丰满的军政府，而是作为民选的政治家、任命的部长和官僚。尽管军方势力一直围绕在联邦政府周围，一些甚至在卢拉和迪尔玛的领导下担任政府要职，但在博索纳罗的领导下，军火集团东山再起，团结起来摧毁劳工党。然而，民主过渡时期的某些黑暗遗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军队介入民事事务的范围有所扩大。从罗塞夫第一届政府开始，武装部队以恢复公共安全的名义在国内警务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特梅尔任期内，军事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年2月至12月期间，政府多次要求武装部队对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进行军事干预。自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巴西首次选出了具有军事背景的总统，博索纳罗否认有关军方在独裁统治期间犯下罪行的证据，极力推崇前巴西军事独裁者乌斯特拉上校（CoronelAlbertoBrilhanteUstra），致力于改变那段时期的历史记忆。他认为，年不是一场政变，而是军方为捍卫民主价值观而采取的必要行动。名军人在博索纳罗的国家政府及其机关任职，从副总统到各部，从联邦银行到市政当局，再到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等战略性国有企业。除了总统(他本人是一名前陆军上尉)和副总统，军队的代表在22个部委中占据了6个，其中包括担任国防部长的费尔南多·阿泽维多（FernandoAzevedo），还有两名部长也接受过军事训练。巴西交通基础设施部门（DNIT）和巴西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的关键职位等也由军方代表出任，总统府发言人由巴罗斯（RegoBarros）将军担任。

第三个集团——随着独裁政权的瓦解，巴西的福音派教徒人数增长。福音派的兴起代表着解放神学衰落与以繁荣为基础的神学的兴起。同时，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重组，像工会运动这样的政治化的集体关系被削弱，越来越多的福音派教会填补了工会密度下降造成的组织空白。劳工党传统上与天主教会的进步派结盟，将妇女健康、堕胎、性别和性等问题列入其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些举措遭到了右翼的攻击，因为道德和性别已经成为巴西“文化战争”冲突的根源。随着大量的电视频道被宗教领袖购买，福音派在巴西社会尤其是在低收入群体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圣保罗郊区的卫生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援助项目逐渐由福音派教会接手和管理，成为为下层流动的非正式工人阶级服务的福音，而劳工党与“忽视”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中下阶层在经济危机中容易受到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影响。在年的选举中，庞大、资金充足、规模不断扩大的福音五旬节教派的组织——教堂、网站、电视和广播电台调动了那些挣2到5英镑最低工资者悲观的政治情绪，并帮助他们转变为博索纳罗的拥护者。

尽管有军人集团的暂时退后和社会主义左翼的长期影响，然而巴西政治体系的传统基础并没有彻底崩塌，如“政治恩庇、相互义务和‘恩惠’传统而非不带人情味的民主”仍有重大影响，这种政治文化至今仍然鼓励某些“权力竞争者”越过制度藩篱直接与民众对话，争取他们的支持。一方面，由于制度水平低下造成反体制成本较低，鼓励了那些无法在体制中获得足够竞争空间的政治势力寻求体制外的民众的直接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威权统治者提供了超越制度行使权力的机会，“在权力制衡机制比较弱的国度，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总统有能力实施各种政策，而无须通过太多的争论及通过立法程序”。新右翼民粹的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在民主制度之外的军政府统治，相反，他们与盟友包括军方一起危害民主和镇压反对者。

三、巴西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及其政策

博索纳罗及其政治联盟成功地将政治和社会价值中的极端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极端自由主义结合起来，执政两年多来制定和实施了反建制和反精英、挑战既有秩序、种族主义等右翼民粹主义国内外政策，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紧紧追随美国政府。

（一）反建制、反精英、反对劳工党

首先，博索纳罗认为自己既是一位有魅力的领袖，也是“人民”的一员，与“人民”有着相同的语言、品味和文化。“博索纳罗，博索纳罗，无名小卒——失败者赢得了选举，体现了巴西政治和巴西社会最糟糕的一面”——反腐败、反犯罪、强硬政府和福音派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混合在他的血液中流淌。他曾誓言要从左翼阵营和全球化中“解放”这个国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与巴西特有的腐败旧政治阶层“进行斗争的人”，经济部长瓜迪斯（PauloGuedes）和右翼思想家卡瓦略(OlavodeCarvalho)分别代表着两股力量——自由主义市场理论和反对左翼阴谋主义理论，将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团结在一起。博索纳罗反对建制派，将其与腐败、庇护主义和不公正选区划分等联系在一起，称之为“新政治”或“非意识形态政治”。他拒绝就组建联合政府进行谈判，称其为“一如既往的政治”，或用他的话来说是“旧政治”。

其次，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有组织的政治左翼，更确切地说，是中间偏左的劳工党及其在工会和社会运动中的盟友以及脆弱的福利国家。一是批准严厉的养老金制度改革，重点是提高最低退休年龄和增加社保缴款。过度使用劳动力（40年的贡献作为接收全额养老金的先决条件）和资本化的引入，这意味着保险公司参与，减少国家作为养老金的担保人的作用，取消了军官退休年龄的限制，军事集团从中获益颇多，但是伤害了巴西最贫穷的人。二是劳动力改革，鼓励工人和雇主进行双边谈判，而不考虑集体谈判，工人将失去集体协商工作条件的权利。这不仅削弱了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让工人不得不在维护保障权利与工作之间做出选择，“绿色和黄色劳工证替代正式（蓝色）的劳工证”。

最后，前教育部长亚伯拉罕·魏因特劳布(AbrahamWeintraub)不仅削减了联邦大学的拨款，减少政府促进高校研发的奖学金名额，并取消了在罗塞夫政府时期制定的黑人、印第安人和残疾人在联邦大学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的入学配额政策。极端保守追随者和五旬节派教会的代表致力于反对学校和大学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灌输”，试图修改学校历史教科书，为年政变和随后21年的军事独裁辩护。卡瓦略认为，左翼的主要据点是公立学校和大学，媒体甚至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也是左翼的堡垒。博索纳罗不仅攻击左翼，还攻击他的盟友，如《环球报》《圣保罗页报》和社会民主党等，这些不同的团体因试图揭露博索纳罗严重的家族腐败和选举舞弊被他称为“共产主义者”。

社会自由党是一个右翼的边缘小党，主要特征是极端保守主义和在宗教上新五旬节主义。许多党领导人被指控腐败，尤其是在选举方面。这些争议和分歧的加剧导致政府一再出现政治危机。为此，博索纳罗带领核心成员脱党，宣布创建以上帝、家庭和祖国为基础的新党——巴西联盟（AllianceforBrazil，APB），其纲领以反全球主义话语为基础，把“尊重上帝和宗教”、“捍卫生命权、正当防卫权和家庭权”、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放在首位，意在重振和团结他的核心政治基础，并为连任做好准备。

（二）加强威权主义执政

自上任以来，博索纳罗增加了10%的军费开支，并在22个内阁职位中任命了8名军官，甚至超过了军事独裁最严酷的时期。这些官员积极地为极端主义火上浇油，军队和警察使巴西政府变得更加极端和威权。

作为反腐调查“洗车行动”与促成了罗塞夫弹劾、卢拉入狱的政治新星，法官莫罗（SergioMoro）成为新政府的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长，这并没有体现自由现代化和民主的力量，而是为新政权提供了合法性，成为威权主义最重要的支持中心。在莫罗的领导下，一系列反犯罪法案被通过成为法律，表面上目的是打击地方性暴力活动。根据这些新立法，法官现在有权对杀害平民的警察给予豁免权，只要能够证明在相关事件中他们曾有过“暴力情绪、过度恐惧或暴力行为”。由莫罗监督的反犯罪一揽子计划与早先的总统法令有关，该法令允许人们持有枪支。在这种极度动荡的情况下，枪支管理进一步放松，司法自由权也扩大了，因此治安维持者的暗杀、误杀可以被定义为合法的防卫。从某种意义上说，莫罗凸显了博索纳罗以反腐与国家暴力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结合。尽管莫罗最后与总统决裂，但是其目的在于积累政治资本竞争年的总统大选。

年3月，巴西脆弱的民主制度再一次面临威胁。许多官员涉嫌在年大选期间非法资助假新闻竞选活动受到调查，博索纳罗在WhatsApp上发送了一段视频，呼吁支持者动员起来反对巴西国会和最高法院。他“正在与留给我们的腐败和杀戮做斗争”，他忍受诽谤和谎言，“因为他在为我们做他最好的……让我们表明我们支持博索纳罗，反对巴西的敌人”。他动员他的支持者发起一场的“去你的”游行（FuckYouMarch），反对阻碍极右议程的民主制度和立法机构，其目的是通过制造政治危机来巩固自己地位。博索纳罗真正的威胁在于“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一种已经在巴西蔓延的威权主义准国家形式”

（三）亚马孙雨林开发与种族主义政策

右翼势力在巴西历史上根深蒂固，富人和白人实现了民主和公民权，黑人、穷人和原住民却从未被整合起来享有福利。与许多南美邻国一样，巴西仍是一个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国家。在年3月访问美国时，博索纳罗宣布，“我一直梦想将巴西从邪恶的左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巴西不是一块开放的土地，我们计划在这里为我们的人民建设东西。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解构”。

巴西有许多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支持开发亚马孙地区的财富，主要有三个主体，即跨国矿业公司、木材经营者和畜牧农业集团，他们拥有巨大的金钱和权力，并经常以不正当或非法手段获取，如非法占领原住民的土地。博索纳罗执政以来，通过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大规模私有化、放松环境许可和监管、开发亚马孙三角洲和热带森林来应对经济增长的挑战。年1月，矿业巨头在淡水河谷米纳斯吉拉斯州布鲁马迪尼奥市运营的一座废弃水坝坍塌，造成人死亡和11人失踪。环境部长里卡多·萨勒斯（RicardoSalles）要求加快批准环境许可的程序，制定放宽监管的提案，其中包括允许企业无须通过环境主管部门就可以自行发放许可证的条款等。年8月，亚马孙雨林被烧毁，政府试图将其归咎于原住民和他们的生活习俗，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事实上，农场主、矿业公司和土地掠夺者在巴西被称为“土地偷窃者”（grileiros）。联邦机构国家空间研究所（Inpe）的数据显示，到年8月约平方公里的雨林生物群落在大火中被毁，相当于万个足球场那么大。

为了经济利益不断砍伐原始森林成为伤害巴西原住民及其文化的问题。为了发展农业、采矿业和畜牧业缩减原住民领地，最终会使多个印第安部落及其社会文化生活失去依靠。上任第一天，总统签署了修订的号临时法令（MP/），将原独立负责保护原住民利益和文化的巴西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转到妇女、家庭和人权部，并将划定原住民领地的权力移交给农业、牲畜业和供应部。政府试图让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在原住民领地上进行商业采矿，包括原始部落地区，这会导致真正的种族文化灭绝（ethnocide）。巴西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在北部和东北部，原住民聚集地亚马孙州是感染率最高的州之一，医院且基础设施落后，原住民的死亡率为全国两倍。多名原住民领袖因新冠肺炎死亡，一些“珍稀”民族语言将面临无法被传承的巨大风险。与此同时，年初，博索纳罗提名福音教派传教士里卡多·洛佩斯·迪亚斯（RicardoLopesDias）为孤立与晚近接触原住民部（DepartmentofIsolatedandRecentlyContactedIndians）的协调员。这个决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福音教派在亚马孙地区的传教多年来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传教士们早就想要深入这些与世隔绝的部落布道。尤其是在新冠病毒快速传播期间，迪亚斯几乎没有采取任何保护行动，民众要求将其撤职的呼声高涨。福音派的阿尔维斯（DamaresAlves）被任命为妇女、家庭和人权部部长，成为博索纳罗政府的文化威权主义队伍中一员。她是极端保守的拉戈伊尼亚浸信会（LagoinhaBaptistChurch）的牧师，这是对保守的福音教派选民的直接认可。她利用在原住民领地布道的经验来实施和执行博索纳罗关于亚马孙地区开发和开放原住民领地的政策。

（四）反全球主义、民族主义与亲美外交政策

在外交事务上，博索纳罗及其联盟反对多边谈判(如气候变化或移民问题)，捍卫爱国主义，与他们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全球主义”进行斗争。在就职演说中，外交部部长阿劳霍（ErnestoAraújo）强调，巴西人聚焦于爱国主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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