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平最近发布一篇文章“中国崛起不仅超越了西方经济学，也突破了马克思经济学”，其中有诸多数据和认识，颠覆了人们的惯常认知，读起来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去年以来开展建设交通强国的系列研究之一——交通运输市场规制研究，在其中提出了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交通运输市场规制理论。这篇文章的诸多观点和案例，都可以为该研究作支撑。

对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理论自信方面，已经有学者作了非常扎实的工作，这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后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倡导者贾康，以及陈平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代谢经济学。

这里分享其中的一些金句，以飧读者。

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早期的市场经济和苏联的指令经济,是新型的混合经济,兼顾了计划经济的长远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灵活竞争以及非营利部门的教育和创新。

美国经济规模的高峰于年到来,高达27.3%,此后不断下降。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中国位列 (18.2%),欧盟第二(16.4),美国第三(15.2%)。

新中国前28年在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一成就英国用了年,日本年,美国年。而中国同期的人口起点规模是土耳其的68倍,英国的倍,日本的29倍,美国的倍。新中国后38年,从中等收入的基础工业国飞升到中高收入的工业强国,英国用了年,日本年,美国年,苏联85年。土耳其虽然只用了年,但其科技水平无法和中国以及西方强国相比。

目前通行的西方GDP和人均GDP的测量,不能反映真实的国家经济实力。尤其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去工业化之后,虚增的第三产业GDP,有不少是对国计民生有害的成分,例如过度医疗、过度诉讼、过度军费等。

令人惊奇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指导下的休克疗法给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造成的人口减员,影响比两次大战还要严重。最严重的是拉脱维亚,人口下降到73.5%(持续29年至今)。其次依序是:立陶宛77.6%(持续28年至今),保加利亚79.5%(持续27年至今),爱沙尼亚81.9%(持续29年至今),乌克兰85.2%(持续23年至今)。与此形成对比,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纯减少1%,恢复时期只有2年。俄罗斯转型期人口下降3.6%,恢复期长达7年。联合国给出的人口数据更令人震惊。年到的27年间,东欧人口从3.83亿人下降到2.93亿人,人口减少了万,即年人口总数的23%。

近半个世纪以来,各大国经济衰退幅度 的是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休克疗法使其经济下降达43%,恢复期长达9年。经济衰退超过5%的有6次,按衰退深度排序,分别是日本年的衰退6.5%,巴西年债务危机的衰退6.3%,土耳其年的衰退5.9%,德国年的衰退5.6%,韩国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衰退5.5%,印度年的衰退5%。值得注意的是年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只下降了3.1%,下降较少的可能原因是美国的金融霸权使其得以对外转嫁危机。

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对中国前28年的发展成就估计不足,对中国学习现代化过程中的代价估计过高,包括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员影响的估计以及文革经济损失的估计,都没有考虑国际比较的历史而言过其实。

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是依据生态学的物种竞争模型(数学表达是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和小波表象)取代索罗模型(用噪声驱动来描写技术创新),如此才能兼顾经济增长理论的长期非线性趋势和经济周期的中期结构演变,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用短期随机游走模型夸大“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14)诺斯(DouglasC.North)后来也发现美国从年到年的交易成本在GDP中的比例从25%增加到50%。(15)美国制造业外移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交易成本太高。私有化并没有节约所谓的交易成本,包括营销成本和诉讼成本。从中国改革的经验可以发现:政府监管和市场投机是一个竞争过程。

放松监管可能促进竞争,也可能增加漏洞引发更多破坏性投机。(16)科技发展也会相应增加对监管的需求以促进建设性的合作。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

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更是鼓吹市场自由化可以解决一切西方的社会问题,(20)包括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例如失业、通胀、贫困、婚姻、教育、吸毒、犯罪等等,他认为市场竞争会自动稳定市场经济,而没有看到投机竞争会放大市场的不稳定性。(21)弗里德曼亲自出马,为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政府献策,后来被西方国际机构总结为“华盛顿共识”,(22)先后在拉美和东欧国家推行,又被称之为“休克疗法”。(23)该理论的推行在拉美造成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在东欧和俄罗斯造成长达一二十年的转型萧条,经济损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乌克兰等国至今还未摆脱经济和人口持续下滑的趋势。

英国铁路的私有化降低而非提高了铁路的效率,因为私营的铁路公司各管一段,破坏了铁路的网络效应。

东亚金融危机前,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外国资本拥有的股份不到百分之五,而金融危机后则超过百分之五十。

在年的金融危机中,美欧日采用的量化宽松政策,则大规模推行保护垄断资本的“软约束”,与IMF的传统方针背道而驰。即政府加大财政赤字,降低利率,央行购入巨量垄断企业的坏债和股权,以避免金融寡头和核心产业,如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破产,阻止外国资本收购核心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同时炒高股票市场和捍卫汇率,但是让投机资本大规模冲击新兴市场,转嫁金融危机的损失。

斯密的国富论片面强调市场对劳动分工的作用,低估了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产生的市场不稳定性,以及政府在协调市场分工上的关键作用。马克思没有看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西欧模式的不同,中国和印度发展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同。中国文明的复兴突破了几派西方经济学的预言,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的殖民主义史上,垄断海运的暴利加上先进的军事技术,可以供养强大的海军,侵占海外殖民地,抢劫其他国家的财富。西方列强的兴衰史是列强“看得见的手”的争霸史。“自由贸易”只是强国打开弱国市场的口号,一旦强国自己的竞争力下降,就转而采用贸易保护主义。这被目前的 证实。

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的混合经济,必须兼顾马克思经济学的按劳分配,西方经济学的流通效率以及熊彼特经济学的创新机制。否则,不能兼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科技创新,也就不能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是自主型开放,东欧是单方面开放,而拉美是依赖型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始终依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推行的是渐进自主开放。开放的时间、范围和速度取决于中国经济实际的需要和竞争力。

斯密自己承认,国家财富是一种权势,必须依靠科技、军事、金融和政治的强权来保卫。单纯依靠经济分工,不可能掌握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和控制权。中国的开放能够自主,关键在于坚持实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国际资本的双轨制,实行混合经济但依然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权。

如果西方经济学能自圆其说,私有经济效率高于国有经济或混合经济的假设成立,则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只会在国际竞争中失败,怎么可能打败美欧企业?

如果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成立,则中国在资源优势上不如东欧和拉美,在劳工成本和私有产权保护上不如印度和南亚,在资本和技术输入上不及多数发展中国家。然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国能够复兴,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保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文化的统一。

中国执政党的长期规划和全国协作能力远大于联邦制的美国和邦联制的欧盟。发展基于规模经济的复杂经济学是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混沌研究开始的原创贡献。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西方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对“东亚模式”和“中国模式”质疑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否需要和是否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中美 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攻击中国制造的产业政策威胁到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比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产业政策更能削弱美国竞争力。

代谢增长论把生命小波引入产业的新陈代谢过程,可区分为发育期-生长期-成熟期-衰老期等四个阶段,(33)助于理解政府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

所有制的市场竞争起主导作用。政府监管的作用是及时制定技术标准,同时防止出现经济过热。在成熟期,规模报酬不变,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这一阶段。政府的反垄断法有助于防止成熟产业的既得利益形成垄断,阻碍新技术的进入。

在衰老期,规模报酬递减的结果可能不是趋于均衡,而是走向衰亡。政府需要帮助夕阳企业转型,包括给失业工人提供救助和技术再教育等等。

中国政府在这四个阶段的发展经验,都值得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在代谢增长论的框架之下,我们解决了在混合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和政府的兼容问题以及产业政策的作用问题。

有人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或重商主义,有人则认为中国是专制集权主义。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国有企业及官员的选拔都面临比西方跨国公司和议会民主更激烈的竞争淘汰过程。中国在兼顾发展和民生方面的成就超越西方任何大国。

市场经济的功能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分配和竞争。新古典经济学只考虑市场的交易功能,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分配功能,熊彼特经济学强调新旧产业的竞争功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我们同时兼顾市场的交易、分配和竞争功能,如此才能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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