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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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巴西都属于重税国家,综合税率原本是比中国还要高的，今天我们主要不是谈税率，而是从印度和巴西来对照中国未来的变化。

印度早年间学习苏联，实行的是国有体系，夹杂大资本豪门，到九十年代才开始改革开放，私营体系活跃起来。这是后面二十多年印度经济开始变得灵活的原因。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未能制衡贪污腐败，政府效率低下，税率复杂，从中央到邦到地方各种税负。基建方面又非常糟糕，通用语言未能普及，英文只在上层适用。目前的莫迪要学习谁呢？中国，就是这三十年的中国。他想统一税制为25%的GST，还没有被通过，而且印度的税务局有独立的极大权力。另一方面就是基建，包括道路和电力，只能说存在难度。

巴西则在上世纪中间30-50年代，有接近于半独裁的军政府时期，采取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国家主义，也就是7成以上是国有体系，重税和高福利。其结果是经济的确增长，但后来不得不放弃高福利。这里面需要看重细节，那就是英国早年控制巴西，不让巴西发展纺织业，然后是美国控制巴西，仅仅让巴西发展农业。美国人控制的巴西矿产，导致巴西重工业无法拿到发展制造业的矿产供应。国家主义比较的不是效率，而是打破了英美人和内部农业大地主对巴西的控制，开始初步建立制造业基础。但是巴西后来还是失去了这些，因为其高福利带来的财政失衡出现了，后来又放弃了高福利。巴西放弃国家主义的原因是美国插手巴西军事政变后，更换了发展主义经济理论，而成为彻底吸引外资的西蒙森理论，也就是现代附属理论。巴西的本土大资本和中产阶级支持这一派理论，从而让美国资本广泛渗透到巴西，控制了巴西的重要矿产业和农业。

到石油危机后，巴西已经开始在高通胀和高负债状态下沦为所谓拉美化危机，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秉承新自由主义的中右翼总统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私有化，解除了政府的包袱，到卢拉当选总统后，继续实行类似于当年的国家主义，正好中国崛起大量需要巴西的矿产和农产品，同时巴西获得了大量原油收入。但在目前卷入高达亿美元数额的四人总统的贪污腐败，政局动荡。

我们比较印度和巴西，会看到两个不同的命运，在于印度虽然维持了独立自主，没有让英美控制其经济命脉，但也失去了上世纪中叶到末期的工业化时间，同时也没有得到威权体系下的高效率和民主体系的制衡下清廉政府，这两者它都没有获得。所以，在二十一世纪，印度只不过是以少量上层知识精英的软硬件发展，和重工业的豪门垄断，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糟糕的基础建设、高税负、各邦之间的物流税务壁垒，形成的格局。莫迪想要改掉这些。

巴西则因为国家主义曾奠定了部分基础，但很快因美国介入，其本土资本、中产阶级欢迎外资大规模进入控制后，失去了发展自身工业的机会，并在左右反复的政权更换下，沦为了矿产资源决定其经济趋势的状况，至今仍不能进入发达国家。

那中国的未来就呼之欲出了。

中国在49年之后的公有化过程中，扫荡了旧的豪门---这点印度保持了豪门垄断，普及教育，同时初步建立了工业基础---依靠苏联帮助，但计划经济让中国经济陷入崩溃。后面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制造业有机会发展。私营体系的充分竞争活力，在中国政府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改革税制、同步引入外资情况下，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工业发展。

但是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向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美国采取了其一贯实行的方式，开始经济战争，同时中国也面临了当年巴西同样的格局：私有大资本和中国中产阶级欢迎美国颠覆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试图把中国交给美国统治。而中国执政党则有意无意的进入国家主义，也就是国有化进程，以对抗私有大资本的外流和政商勾结美国。同时由于中国高负债和社保等领域资金的缺乏，开始全面重税----但或许是转变为直接税，削减增值税等等，或许。这需要观察。这客观上削弱了私营经济体。然而与私营经济体的普遍恐慌心理对照，中国执政党不断表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经济的重要支撑部分，恐怕是真心的。然而市场不再相信。同时其混沌状态下形成的资源和资本挤出效应，以及别有用心的政治投机分子大肆表达国有化和共产意见，加剧了中国私营经济体的一片恐惧。

对照巴西和印度两个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中国恐怕会陷入囚徒困境，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走向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不再代表私有化，会避免让美国扶持代理人控制中国经济，沦为拉美化，但也带来了国有体系致命的弱点:效率低下和寻租腐败，从巴西最近暴露出的大规模腐败就看得出来。

美好的远景是中国让经济自由化继续发展，但同时控制中国经济不至于被海外资本左右后扭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中国大型私有资本和中产阶级暴露出来的人心弥散，内心向往和依赖美国，已经让中国有沦落为巴西当年的境地。最糟糕的趋向，可能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寡头时代。那中国就不得不被逼向国有化，虽然声嘶力竭的表示继续支撑民营经济，却没有多少人相信了。

中国面临的困境非常麻烦，唯有在行为上继续支持民营经济，否则以各地投机取巧的官员和政治投机分子制造的舆论，会让民企非常恐惧。同时税收和社保全额征收，必须要落实在严禁追溯以往。适当的约束国有化进程，来平衡整个经济和民心。

读过巴西和印度发展的细节，就不得不以阴谋论来看到当年的英美，今天的美国。国家博弈就是以另一个国家的被控制、压榨和沦落为导向的。

结合我在重庆看到的一些状况，重庆的消费购买力非常之强，在观音桥等地的直观看法，热闹程度远超过上海的百货商业地带。这归功于低房价。所以，中国必须放弃高房价体系，否则整个消费力是无法升级的，更有可能降级。而经济战争和国家博弈带来的冲击，更会让原来的两元经济---见我以前的分析---陷入困境。

尽管比较优势理论能够解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和贸易，但如果中国的低端制造业转到新兴市场，高端制造业又被美国阻止的话，那基本上就失去了比较优势。而且中国还缺乏巴西的原油、铁矿、大豆、咖啡资源，又面临人口结构性老化的长期威胁，所以只有全力以赴实现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把中国的命运交给美国，就会沦落为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全部丧尽，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所谓的中产阶级都沉沦进底层。

这就是从他国的经济史看到的东西。

中国必须要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必须要维持中低端制造业的升级和自动化增长，必须要控制腐败和寻租，必须要防范私有经济门阀和海外的勾结，必须要约束国有体系，必须要支持中小私有企业，必须要抑制地产泡沫，必须要向中产阶级解释所有的一切，以赢得民心。

否则，中国将没有好的未来，但权贵总是会爽的。

今天下午，上海一个私有企业业主问我问题，他已经彻底实现财务自由，但他问我：是不是还要把公司经营下去，我心里没底，员工也人心惶惶。

我告诉他我的观点：我不认为中国执政党要消灭私营经济，这已经不是年，但各种力量的角力，会形成一个糟糕的趋势，私企生存环境会恶化。但是也会有人有机会生存，因为你不是要跑赢那头熊，而是要跑赢你的邻居。当然做好两手准备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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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困境

葡萄牙人控制了巴西年，并把巴西发展为一个种植园奴隶主经济体。在当时的美洲，美国和巴西都依赖奴隶制度来发展农业。大种植园在巴西的状况与美国有所不同，美国当年前去的是无产阶级清教徒，他们开始立足的是自耕农，南方棉花种植园主只占一部分。而巴西则在一开始就是大种植园主的体系。这个原因在于葡萄牙控制巴西输入的是贵族分封制，到了近代就形成了寡头农业经济和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则由于巴西的地形。巴西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在向大西洋一侧没有大河平原，巴西地盾也就是大峭壁阻断了河流，同时把大西洋沿岸分割成支离破碎的狭小平原地带。拉普拉塔河流网是途径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的其他国家。因此单独的自耕农无法在巴西沿海地带出现，直到现代才在内陆形成小农场体系。

由于长达三百年的寡头奴隶制农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断层，那就是缺乏平民中产阶级，也就是自耕农和技术工人。同一时期，葡萄牙垄断了巴西所有的对外贸易。在纺织业崛起的英帝国殖民全球时期，英国依赖的是纺织工业。巴西曾出现一些纺机，被英国人阻止了。而美国则盗窃了利物浦的纺织工程师，带走了技术，发展纺织业。此人被英国列为叛国贼。

寡头奴隶制消失后，寡头种植园仍旧存在，形成里的是极少数富人和广大穷人阶层。这是巴西不断在极右和极左间动荡的原因。

上世纪二战期间，德国开始影响巴西。年代到年代之间，出现了独裁军政府，学习德国的经济方式，尽管后来巴西倒向美国，还派出了人的欧洲远征军参加英美对德作战，但当时巴西实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70%的国有企业，和其余的私有企业，在此时发展了工业。瓦加斯总统后来被推翻，回到民主时期。此时正值动荡，延续了瓦加斯时期的工业策略，同时民粹崛起，开始要清算寡头种植园主。所以美国插手了年的军事政变，民主政体重新回到军事独裁时期。21世纪的女总统罗塞弗曾因参加激进的左翼革命，被军政府抓住后脱光衣服吊在杠子上实行电刑。这个时期一直持续了20年，同时还伴随着智利皮诺切特的右翼军事独裁时期。不同的是，皮诺切特根据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主张，实行了彻底的自由经济，半途中停止，维持了智利铜矿的国有。后来的经济曲线表明，完全与铜的国际价格相吻合，所以难以解释是否芝加哥学派真的成功了。

巴西在此时的军政府独裁时期，则强力支持资本，压制工会，驱逐和迫害政治反对派，同时提高工人待遇，吸引外资，带来了工业的迅速发展。其单纯从工业的发展来看，类似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注意这一点，在现代所有的经济体工业发展时期和城市化时期，都带着政治稳定、对工会的强压的烙印。

但此时的巴西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庞大贫民窟，石油危机带来的高通胀和高负债，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带来了民粹主义的重新崛起。于是后面十年是混乱的民粹主义民主时期，政客不断许诺以获取选票，并实行重税和高福利，国有化控制各种资源。到年附近，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上台，开始私有化经济，摆脱债务包袱、赤字和效率低下。海外资本和本土大资本控制淡水河谷等重要产业。但在这个十年间，巴西劳动生产率完全没有增长，其混乱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左翼上台，开始了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矿业资源、大豆等农业支撑的经济稳定时期。但在此期间，过于偏向劳工的选票政治，重税仍旧持续，导致了数十万企业倒闭，制造业进一步滑坡，基础建设则从军政府时期的适当投入下滑到微不足道。

前面我们提及巴西地形的严重缺陷，其物流以来卡车运输，而不是广阔的铁路和内河水运。在内陆，可以借助于拉普拉塔水域，通过其它国家的航运出海，但与自己内部的物流控制是两个概念。

黄奇帆在重庆时曾打通到欧洲的铁路运输，采用一体化通关协定，这只是适合机电类产品。重要的传统物资还是要依赖长江水运，尽管只能通航吨以下的船舶。

大豆、铁矿等产品要依赖汽车运输，其代价高昂不说，不断地罢工也是不良因素。更何况其制造业受到了重税和民粹主义的冲击。

这里顺便说一下阿根廷。单纯从阿根廷的地理环境来看，要远超过巴西，具备了成为发达国家的所有地理条件，实际上也曾达到世界前几位的水准，之后一路往下。其原因在于阿根廷也是大种植园控制农业，缺乏平民和技术工人，到了近代，民粹主义崛起，就只剩下工会和大种植园。农会还在艰苦的与工会的渗透作斗争，而工会控制的阿根廷始终秉承对资本的高压重税和高福利，导致其工业一溃千里。

南美的两极就在于寡头富人和贫穷广泛底层形成的独裁军政府和左翼劳工民粹党之间晃荡，当军政府能够长期执政时，经济发展；当民粹劳工党上台后，高福利收买底层，高税负和对资本的高压导致工业崩溃。

对照东南亚的中南半岛，新加坡的李光耀不愧是经受英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深知民粹主义非常容易在民主体系形成对国家的巨大破坏力，他施行了开明独裁，实际上就是假民主，才带来了经济腾飞，进入发达国家。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采取的是集权和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它的经济在腾飞，中低端开始替代中国。马来西亚不断陷入民粹和民族主义，但其联邦体系和地方相对自治的制衡，能够保证资本的适度发展。柬埔寨则成了怪胎，它同时具备集权和工会横行，成为一个完全依赖中国资本注入的国家，集中在房地产业投资。其制造业不断被工会摧毁，很难说工业化能够完成。但独裁体系下还是有利于资本注入在房地产业、旅游业、种植业，工业在工会被抑制前是很难成功的。缅甸皈依了美国，但在若开的罗兴亚人问题上被西方逼迫，NGO横行于缅甸，至今电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工会也同样盛行。民盟到现在为止开始脱离美国的控制，军政府与其在民族问题上保持一致，这或许意味着政局稳定。但是最重要的在于抑制民粹主义，否则资本不会集中在工业，而是集中在旅游、地产、种植业、矿业，缅甸也就很难腾飞。

湄公河和伊洛瓦底江水系带来的冲积平原和内河物流，大部分人还是集中在海岸线的港口大城市，容易形成城市化需要的城镇群落，从而发展为城市群。

但是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一个经济体沦为民粹主义的民主体系后，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苏格拉底当年的声音被埋没了，他曾说雅典民主是最糟糕的政治制度。独裁并不是最差的。只不过世人多不知道这点，中南半岛的精英们则盲信或试图利用民粹，捍卫自己的权力，无人在乎国民的长期福祉。在民主体系中，权力制衡是最重要的一点，但纵容工会、NGO组织是最糟糕的结构构成。

中国正在要求私企成立工会，以迎合美国的压力。同时中国似乎也在走向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以取代国家资本主义，这是最危险的两种结合。我在上文告诉大家，上层仍试图维持国有体系和民营体系的组合，希望我是对的。

至于巴西，此时需要第三个独裁的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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