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想象之城

美好城市的另类景象（-）

2梦魇之城

针对19世纪贫民窟城市的反应：伦敦、巴黎、柏林、纽约（-）

3杂道之城

大众迁往郊区：伦敦、巴黎、纽约（-）

4田园之城

田园城市的解决方案：伦敦、巴黎、柏林、纽约（-）

5区域之城

区域规划的诞生：爱丁堡、纽约、伦敦（-）

6纪念碑之城

城市美化运动：芝加哥、新德里、柏林、莫斯科（-）

7塔楼之城

柯布西埃式的光辉城市：巴黎、昌迪加尔、巴西利亚、伦敦和圣路易斯（-）

8自建之城

自治的社区：爱丁堡、印多尔、利马、伯克利、麦克尔斯菲尔德（-）

9公路之城

汽车郊区：长岛、威斯康星、洛杉矶、巴黎（-）

10理论之城

规划与学术：费城、曼彻斯特、加利福尼亚、巴黎（-）

11企业之城

上下颠倒的规划：巴尔的摩、香港、伦敦（-）

12褪色的盛世之城

信息城市和无信息隔都：纽约、伦敦、东京（-）

13永远的底层阶级之城

持久的贫民窟：芝加哥、圣路易斯、伦敦（-）

褪色的盛世之城

信息城市和无信息隔都：纽约、伦敦、东京（-）

在一个以充满着组织解体、部门权威丧失、主要社会运动消失和短暂的文化表象为特征的历史时期里，认同性（identity）正在变成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意义源泉。人们越来越不是按照自己所做的，而是按照自己是什么，或者相信自己是什么……来建构自身的意义。我们的社会正在网络与自我这个对立的两极之间越来越结构化。

——曼努尔?卡斯泰斯

《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卷I

《网络社会的兴起》

年代是一个新规划的时代，也有人说它是反规划的时代：反策略的、机会主义的、以项目为基础的、以复兴为核心的。到了新世纪之初，问题变为它新在哪里、不同在哪里？答案并不多，它给前几章讲述的历史打上更深刻的烙印，提出了更加令人困扰的问题：未来的城市规划历史学家将会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由于各个地方的企业之城不断经历着兴起、衰败然后再复兴这一过程，全球经济都围绕着它。随之而来的部分结果是，企业之城的市民们，命运已经分异了。

1全球信息化城市：符号分析家和绝望者

在年代末和年代初，大量偏离主流的著作开始详细深入地考查驱动现代城市的作用力。曼努尔·卡斯泰斯提出一种“新的、信息化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将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合成为一种清晰的技术组织系统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这个系统，它的贡献在于提高利润率、加速国际化，以及在政府方面形成新的政策日程，以及社会再分配为代价促进资本主义的积累。

所形成的区域和城市地理是以劳动力的截然空间划分为特征的，并且伴随着功能的疏散，在区位方面灵活性很高，但是信息产业仍然集中在具有创新性的城市环境中。卡斯泰斯认为，这些创新的环境，如硅谷，慕尼黑、巴黎和波士顿，继续控制着关键性的生产链，它们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站。因此，高层次的决策在不断集中，其他活动则被分散在大城市范围内，或者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全球经济中。

卡斯泰斯的结论认为，重建过程已经有意识地瞄准“采用一种信息流的网络来代替地点”，不受人为的控制。最终，“进入到一个以人类杰出成就与大片社会解体相共存为特征的时代，同时还伴随着无意义暴力的广泛传播”。

萨斯基娅·萨森（SaskiaSassen）提出了一种相似的双重性观点。一方面，制造业从旧工业中心分散出来，办公业则在本地分散，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业活动和贸易服务业却不断集中于少数的国家和城市。这些相反的潮流实际上是硬币的正反面：工厂、办公室在地理上的扩散，服务业的外溢和金融服务业的重新组织，在少数一些主要城市形成了集中经营和集中管理的需要。这种城市已经作为生产创新服务业的主要基地而出现了。

在全球城市里，围绕着主要银行、总部办公楼的是一大堆服务性产业，广告、会计、法律服务、商业服务、银行业务、工程和建筑服务，它们不断为从事国际贸易的公司服务。增长的金融服务产业部门变成了一种商业部门，伦敦和东京作为主要中心出现。

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新的劳动分工，不是以产业为基础，而是以过程为基础的。只要某项活动能够被疏散到成本较低的地方，它就会这样做。

这些现象经常被描述为全球化，比如降低或者消除货物与服务自由贸易的障碍。随着复杂的远程通信服务已经得到发展，价格得以降低，原来的距离障碍也得到消除，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轻松传递。它已经增强了几个关键城市的吸引力，那些城市里特殊的信息被交换和分享。

2世界的数字化

未来的主要问题在于：什么将会再次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大多数专家认为，金融服务不会是下一轮增长的基本动力，可能是其他，例如艺术、文化娱乐、教育、健康服务以及旅游。人们预测高科技将与创造性部门连接，创造出新的产业，如媒体、教育和娱乐的组合、即时现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数字化，与广播、计算机和远程通信融为一体而实现。

对于规划师而言，关键问题在于它对城市的影响。流行观点认为，信息流将导致“距离的消亡”，因此将消除城市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实际经验得出来的结论却不同。虽然新产业部门可以在任何地方发展，它们在传统城市中（伦敦、硅谷、旧金山、纽约等）也在发展。

理由十分清楚：新产业部门取决于相互的关系、取决于网络，取决于一定数量的蜂鸣音，这些东西在上述地区更容易获得。它们也涉及到传统的现场操作艺术，虽然它们替代了面对面的沟通，实际上它们依赖于面对面的沟通，甚至加强了对这种沟通方式的需求。

新的多媒体产业需要低租金空间来启动公司，它们可以在位于中央商务区的高层塔楼群的城市缝隙中找到。最后它们与伦敦、东京设计领域中各种各样的专业实务相互作用。因此，作为集聚区域和相互作用场所的城市还远未消亡。有评论认为，“能够使大城市在工业化和汽车的挑战下生存下来的那种柔韧性和适应性，同样也能使它们适应于比特圈”。

也有担忧认为，这些高度信息化的产业会造成经济、社会和城市进一步和更深度的极化。乐观的观察者们发现，某些艺术活动（音乐、视觉设计）能够运用非正规的、直觉的、艺术的才能，而其他领域却做不到，因此它是一种结合性的力量，而不是分散的力量。悲观主义者认为，新的艺术活动实际上处在技术复杂化的最前沿。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整个城市的未来却很可能取决于它。

3城市规划与城市政策：法规化对城市企业化

极化仍然是目前城市问题的核心，也是世界问题的核心，是城市规划必须面对的问题。传统上对于环境变化反应很灵敏的英国规划，已经在往编制典籍和法制化的方向进行转变。面对城市复兴，强调一种高度竞争和创新性的方法。但是倾向于站在相反政治立场的批评者认为，新方法巧妙掩盖了对于主要复兴计划的资金分割。

在实践中，它意味着城市复兴和主流规划过程相分离。主流规划针对的是法规化的渐进变化，而城市复兴是企业家们面对新发展机会的反应，因此要避免僵化。完美的案例是伦敦道克兰项目。

4泰晤士河口：年代城市更新项目的最后一个？

与道克兰地区一样，泰晤士河口也是迈克尔·赫赛蒂纳在环境部在任期间的设想。OY公司的保罗·里奇曼在沙特阿拉伯银行资金的帮助下，恢复了他的所有权。没有被道克兰暴风雨挫败的赫赛蒂纳，年宣布东泰晤士河走廊（后更名为泰晤士河口）城市复兴和开发计划。这项计划从道克兰到河口湾延伸长达50英里。所以，现在伦敦的发展方向戏剧性地反转——复兴衰退了的伦敦东区，同时为过热的西区减压。

城市开发公司采用更为清醒和实用的方法。首先政府以改善公路和铁路的方式来提供基础设施，接着由一家游离不定的英国开发公司来执行土地拆迁和准备工作，最后还强烈暗示需要在年度SRB投标中得到照顾。

工作在稳步进行。首先针对走廊的发展潜力进行调查，然后指定一个用于开发的战略性框架（注意不是战略规划），并于年公布。与此相平行的是政府调整了新的铁路线路，对施工和运营进行了一次公开招标。

在世纪之初，泰晤士河口最终呈现于人前。在道克兰东端、走廊西端的皇家码头，出现了一个巨大崭新的展览和会议中心，还有一个城市乡村，以及东伦敦地区大学的一个新校园。铁路连接线因中标公司受金融危机打击而被耽误，终于在年投入运营，随后延伸至肯特沿海，建造了两座新车站，斯塔特福德和布卢沃特。

泰晤士河口

奥运会是一场公共关系的胜利，受惠于此，斯塔特福德地区经历了大发展。奥运村被转型成为新的居住区，有5个社区组团。围绕着它，则是以高层建筑为主的市内新城，它所在的基地原先是城市垃圾场。

泰晤士河口是年代项目在年代的大翻版，它是在一个不详的时刻，以反周期的勇气被发起的。当时正值世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开发循环采取了乐观的方式，所以在开头几年进展缓慢。但它是一个长期项目，除了政治家外，并没有太大关系。它确实提出了问题，是否所有如此依赖于房地产复兴的策略，只有在短暂的乐观时期发挥作用？

人们对此有着明确的反驳，还会有其他什么策略？在一个服务产业就是经济推动力的世界里，绝大多数的开发不可避免是商业投机性的，它们在重要的基础经济中模仿并放大市场的信号，这可能是城市中唯一的游戏，任何城市都是如此。

5大型项目：一场东亚艺术形式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政府更为热情，甚至疯狂的涉足商业资本，大型项目几乎变成一种东亚的艺术形式。最超乎寻常的就是中国。彼得·霍尔提到了上海浦东和深圳经济特区。对深圳表示失望，认为它并没有带来期待中的先进技术。而浦东象征着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采取了新加坡的模式，以政府主导来支撑经济增长。其传达给世界的信息是明确的：中国认真对待改革，浦东将体现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实力。

浦东新区

6城市品质运动

年又冒出另外一个主题，对城市环境品质的再次强调。它是一个从设计角度来看待城市的方法，它标志着建筑行业重新返回并强有力地进入到规划舞台中。在英国国家债券的短期有效的帮助下，造就了类似于巴黎式的大型项目，建筑师低落的创造精神得以恢复。

它们跟随美国城市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城市营销。纽约于年发明了“我??纽约”。“风景更好了”被称为苏格兰最成功的的广告宣传，它成功抓住了英国公众的想象力。

7实践中的可持续城市主义：英国的城市特别工作组及其继任者

面对城市的物质性衰退和社会性崩溃的循环，年，理查德·罗杰斯领导的英国城市特别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对两个问题作出回答：针对城市衰退可以做些什么？针对东南部的开发可以做些什么？

该报告提出了一个适合所有城市的单一图景——以城市复兴为基础，提出了一种能真正取代年来英国郊区化历史的城市生活方式，一种欧洲大陆模式的城市生活方式。工作组形成了条建议，设计用来促进城市复兴，其中很多关系到采用经济激励来使得在城市中的建设和居住更有吸引力。

新工党制定的规划带有新的使命：为一个选定的组团营造壮观的城市景观，以及紧凑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体验，实现“口耳相传”的效应。场所塑造就是创建一个包括住房、工作和生活方式“供给”的组合性套餐，将它进行精心塑造和营销，吸引一群狭义性界定的创意或知识工作者。

这一方案从根本上脱离了英国城市政策中传统的反城市主义，城市不再是个麻烦，城市就是解决方案。“都市村庄”成为了构建城市文明生活的愿景。居民只有年轻的专业人士，他们单身或者无子女，无论可支配收入还是社会、教育、文化资源都有很高的水准。然而现实中，那些因此而迅速再生和绅士化的地区，出现了翻新阁楼与周围的完全分隔：这是一个由“乌托邦空间和反乌托邦空间”物质上近似，但制度上疏远组成的马赛克。

评论认为，在总体层面上，城市中心的建成环境及公共领域的品质得到明显改善。但是除了这些被扩张了的城市中心外，城市复兴只有零零星星的案例。另外，整个事业都在回应着城市美化运动，建筑师、规划师毫无例外地强调外观、城市装饰，表现出对宏大中心的明显偏爱。而把较深层次的、不太容易处理的社会问题归到深层背景中去。

8寻求可持续性

年代初，规划师还有一项重要议题，并且几乎把它当做神圣目标来追寻——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问题在于，没有人确切它意味着什么，虽然每个人都能背出《布伦特兰德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符合当前需要，且不影响未来几代人实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发展，但是尚不清楚如何将这一观点纳入日常城市环境工作中去。

总体目标是很容易的，我们发展的建筑形式要能够节约能量；我们应当鼓励不需要交通的可达性，或者鼓励不需要机械运输的可达性，因此我们应当发展公共交通系统而不鼓励单人驾驶，发展围绕公共交通节点的活动中心。困难的部分在于下一步：如何将目标引介到现实环境中。每个人对于它们的定义都取决于自己。

在这中间，一些带有学术思想的人揣测它在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两位澳大利亚规划师研究表明，美国城市居民在交通上消耗的能源比澳大利亚的城市居民要多，而澳大利亚比欧洲人要多。他们发现，主要差异之处在于，欧洲人更多使用公共交通，欧洲城市更加密集。因此，他们认为，关键是创造出更加密集、更加紧凑的城市。

南加州的研究者并不认同，他们提出证据表明，加利福尼亚模式扩散的城市实际上是节省能源的，因为工作与人口一同迁出去，平均旅程是短的。

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在于，发展应当以相对较小的邻里单元为基础，把家庭、工作机会和服务结合起来，不要保证每个人都会将出行减至最低，但如果他们有这个需要，就要给他们机会。这些邻里单元应当被集合成为可以容纳25万人的集群，沿着公共交通的主干线集结起来。

在加利福尼亚，建筑师兼规划师彼得·卡尔索普正在打算通过“步行口袋”的概念实现，这个概念已经被应用于圣何塞，成为萨克拉门托州府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在大陆的另一端，佛罗里达州的西赛德（Seaside），安德烈·杜安妮和伊丽莎白·普拉特-齐贝克提出了一种非常类似的可持续社区的模型。

a英国式的（迈克尔·布利亨瑞）

b美国式的（彼得·卡尔索普）

新城市主义者是彻底的传统主义者：他们融合了简·雅各布斯所倡导的传统街区设计——房屋面向街道，一个网络系统确保了生气勃勃的人行道，是同样传统的邻里单位原则的一种新版本。沃尔特·克里斯指出，西赛德项目是以雷蒙德·欧文极其门徒约翰·诺伦的思想为基础的。诺伦和斯坦因都结合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因素：“正式和非正式成功地适配到一起，比许多新城市主义者愿意承认的还要成功。正式和非正式的因素是田园城市设计的阴阳两面。”

新城市主义者受到了始自年代中期的历史街区显著成功的影响，而历史街区对其历史进行整理的、理想化后的版本，主要受“什么构成好的城市形态”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新城市主义给人一种理想化的过去，从来没有过去的过去，是一种和历史街区进程一样的现代创造的过程。

大量被新城市主义援引的作家，如卡米洛·西特和雷蒙德·欧文，他们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保护主义者：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必须抓住潜在的直觉概念，这塑造了城市的过去，但却一直被官僚规程所混淆。

最具影响力的新城市主义者并不是美国人，而是卢森堡人里昂·科瑞尔。它对现代建筑与后现代主义的陈词滥调表示了强烈反对，拒绝“接受任何的现代工业国家的基本前提和消费者导向的心态”。他是都市乡村小组（TheUrbanVillagesGroup）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当都市乡村模型被引入政府的规划政策指导说明中时，他们胜利了。

所形成的方法听起来很像年埃本尼泽·霍华德的社会城市，和年斯文·马克柳斯的斯德哥尔摩总体规划。美国规划师似乎在重复前人走过的路。但是，所谓的新城市主义并不像它的倡导者所说的那样在发挥作用。如马里兰州的坎特兰，这是一个超出地铁范围的、依赖小汽车的郊区住区。

交通规划师注意到，绝大多数小汽车出行不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其他目的出行，这些很难单独通过土地利用政策来进行控制。直接的经济政策，例如提高燃油税或停车费，是更有效的方式。对于规划师来说，土地利用政策可能只是降低人们使用小汽车的方法之一。

9规划朝圣者的新模型

与此同时，许多欧洲大陆的城市，以及其他一些边远城市，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成为了规划师的朝圣地。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对城市特别研究小组（UrbanTaskForce），尤其是对其主席理查德·罗杰斯来说是第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城市。城市特别研究小组的报告对于它的赞誉来自于两种密切相关的规划干预模式：其一是微型城市空间里的微创操作，紧随其后的则是“战略性”项目。年代，在巴塞罗那大约有个营造或者恢复公共空间的操作，并迎来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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