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危机是“危”也是“机”。不光对未来香港的发展转型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内地的政府与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稳定与繁荣发展后，所应学习和牢记的重要一课。以下总结不一定全面系统，希望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一、教训

经济上

1．过于严格的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在形式上和法理上坚持“一国”，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刻板的坚持“两制”。香港经济的根子问题长期没得到重视。我们维护香港繁荣，更多是盯着香港经济增长的数据型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结构性深层矛盾。港英时代经济结构的延续，使香港经济高度卡特尔化，顶层人群和几大家族占据了太多的财富和发展机会，高昂的房价背后是大家族对经济的垄断。逐利是资本的本意，资本也许并不希望香港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但客观上底层民众的发展空间和生活福祉被日益压缩，增长中所获得的太少。

2．大陆为了稳定香港发展，积极注入内地资本，同时发挥香港金融开放优势，为大陆发展融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双赢的，但大陆进入香港的资源大都是金融、贸易上的，其他领域的较少，这种结构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香港早已两极化的经济结构：金融、地产占据了几乎所有经济分量，其他领域没有得到更多发展。除了专业高级人才，如金融家、律师、医生等，其他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旧徘徊，青年毕业生的工资多年没有上涨，相对于房价、物价甚至在下降。自由行促进了香港旅游和商品零售的发展，但给普通本地百姓带来的收入相对于有限。加之习惯理念不同，港地普通民众间矛盾在加深。

3．香港作为过去封闭的中国内地的代理人的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开放不断衰落。在任何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兴衰轮替非常正常。在一国内部。靠人口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可以自发调节地区差异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如美国底特律、德国鲁尔区、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因为人才和资本迁移到其他地区即可。但香港作为“两制”地区，由于两地居民在教育、心态、语言上没有完全统一，我们也没有专门为普通香港民众考虑过长期经济融入计划（改革开放以后，对西藏地区的经济融入就非常成功，由经济融入带动文化和心态融入）。香港空间狭小，新一代居民本可进入内地，分享大陆发展成果。但事实上反倒是拥有资源、名气、技术和更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阶层在大陆获得更好的发展，而普通百姓蜷缩在本地狭小空间内，大陆被视为香港富人发财的地方，还抢走了本地工作机会，矛盾更加突出。

4．在两制以及不要管太细的思想引导下，我们没有主动协助和引导港府对经济金融政策进行必要调整，适应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97年危机开始，香港错过了数次调整结构的机会，为今天埋下了深层隐患。

经济畸形，并非一日之寒。从港英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港府都固执的在坚持原教旨主义式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经济日益两极化寡头化。当主要发达地区，都已开始用政府有形的手来监管市场失灵时，香港依旧将陈旧的观念奉为圭臬。而内地只是在香港遇到极大危机时才进行帮助，对于其发展并无更多指导。年初特区政府曾提出，调整香港经济结构，发展类似硅谷的数字科技，同时大力扩展公租房、增加土地供应、平抑房价，然而当时许多购房者担心自己的损失而上街、甚至自杀抗议，改革只能搁浅。如果当时支持了经济调整，香港今天或有其他可能性。

香港的经济政策，依旧延续着过去的“自由放任”为主的原则。当前全世界，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所有发达地区现在都认识到市场有缺陷，需要政府强力监管。放任市场必定带来巨大的危机和动荡。因循守旧，以资本利益为第一，奉行完全市场自主、少监管和低税收，市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似乎市场一切都是对的，政府管多了就是错的。大鳄在香港汇市兴风作浪；港股里仙股、老千股妖风起舞，港交所却不愿主动作为。

97年中央帮助香港保汇率，港府干预汇市的前夜，时任财政司长竟痛哭流涕，认为自己成了离经叛道的罪人。以当今全球普遍接受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原则来看，实在幼稚可笑。世界许多地区在经历过97和08次金融危机之后，都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放弃自由放任，主动审慎监管。而香港因为内地的维护，安然躲过，虽然稳定，但也使其失去了主动加强调整的动力。大资本自恃内地会保香港，在港继续自行其道。正是这种以资本和市场为第一的政策导向，令香港成了全球资本和富人的乐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政治上：

5．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失衡。殖民时代的经济结构延续，造成香港经济高度垄断集中化，而回归时，被英国设计了极度自由的政府治理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要与上层建筑相匹配。香港经济垄断、政治分散，成了香港一步一步走上动乱的必然路径。这也是当今其他很多发达或中等收入国家普遍走向衰落，越来唉，越右倾民粹化的重要原因。

殖民时代香港政经权力完全集中在英国统治者和他们的少数代理人手中，但集中经济和集中政治是匹配的。但回归后，英殖民者设计的所谓"自由"政治制度，为当前乱局埋下“毒丸”。强财阀、弱政府，松散的“民主”，使特区政府夹在资本和基层民众间，对任何一方都难有权威。

面对当前社会上的冲突，组成当前的港府技术专业官员大多只是“办事员”是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在立场上没有动力去承担其他更多重担，甚至不愿“多惹事”；而一部分受国外教育的议员也在理念上更笃信西方，甘愿成为马前卒。这都助长了港独民粹和境外势力的气焰。

6．底层民意没有被及时倾听。政治学的一条原重要则是：当政者必须保持不断接触倾听基层意见。因为基层的不满，往往代表着最大多人数的不满。基层不满长期不决，将变成街头政治，自下而上的街头政治是大多数动乱的肇始。

这条内地施政的最基本原则，在香港却没有被足够贯彻。从很早开始，香港的动荡的信号就一再显现，从年代抗议港府经济和地产政策，到后来的反“国民教育”游行，再到“占中”动乱……为何百姓和青年要闹，为何外来势力一煽就动，而我们自己试图拨乱反正却很难？对于其中深层的原因我们没有深刻讨论，也没有强力的本地领导牵头持续改进和调整。对早先民意中合理的部分没有认真对待，使得民生诉求政治化、民粹化，转性为排外运动甚至“独立”，为敌奸坏特分子劫持民意敞开了大门。一拖再拖，同时没有在持续几多年的系列事件后有效总结研究，令香港深陷今日的暴乱漩涡。如果在此次事件开始的最早期，甚至民众走上街头之前，就提前采用周密、有力度的手段，阻止动乱雪球的滚大，就不会贻误控制事态的最佳时机。

统战工作存在一定盲区，群众路线在港没有有力贯彻。我们团结党外的两大法宝：统战和群众工作。在港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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