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星转世

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万历时，已是第13个皇帝，明朝已经建立多年。只是此时早已过了全盛期，整个社会正日趋衰败，各种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最根本的是土地兼并问题。朱元璋本人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从地主和农民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难题。他用法律手段禁止地主的兼并行为，同时通过“路引制度”使农民不得四处流动。

土地兼并是每个朝代都面临的问题，明朝也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土地慢慢向地主集中，尤为严重的是，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皇室直接管辖的田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现象。明孝宗年间，只有4处皇庄，官田不到0顷。到了明武宗的时候，皇庄增加到了36处，占地5.3万多顷。其他皇亲国戚纷纷仿效。根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国戚们兼并了。

这样一来，无数农民无地可种，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受到官府追捕，成了所谓的“流民”。土地少了，朝廷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田地可种的农民要负担更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地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逃亡农户的赋税分摊在未逃亡的人身上，于是又引起逃亡，如此循环下去，“流民”越来越多。

偏偏这时接连出了几个昏聩的皇帝。先有荒唐的正德皇帝，继有20多年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后有打破这个纪录的万历皇帝。以及热心做木匠、任由太监胡作非为的天启皇帝，当皇位传至崇祯时，国家已经糜烂，无法收拾。

陕西长期以来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徭役严重，加之连年灾荒，农民生活尤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常成为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李自成小时候是有机会读书的，但是天生尚武的他，似乎对学业不太感兴趣。8岁那年，李守忠送李自成和李过去私塾读书。但是这两个人都重武轻文，不喜欢读书。有一天，李自成对好友刘国龙说:“吾辈须习武艺，成大事，读书何用？”这话说得很有气势，只是内里透着愚昧，想当初项羽也是这么说的。两人有着类似的品性，类似的经历，结局也有相似之处。

李自成如何走上了造反之路？史上说法迥异不一。不管真相是怎样的，官逼民反，应该是最根本的因素。纷争乱世，喜好武力的李自成自然不肯落于人后，动乱之中初显身手，而后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李自成最开始一无所有，只能依附于别人的势力，他前后共投奔了好几个领导者，但是都很快脱离了出来。毕竟，李自成想要自己成为一方之大，怎么能总是屈于别人之下。

王左挂起事较早，活动在陕北怀宁河一带，很快发展到三四千人。李自成觉得王左挂的势力较大，便投到他的军中，充当他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号称“八队闯将”。

崇祯三年(年)王左挂率众南下劫掠韩城，总督杨鹤率兵来剿，王左挂损失过半，便接受了官军的招抚。李自成愤然而去，投到不沾泥(张存孟)军中。但是不沾泥胸无大志，不能容人，李自成在那里只待了两三个月，便领着李过和自己的一小队人马投靠高迎祥去了。

这位独眼闯王逐渐从明末造反大潮中脱颖而出，从屡遭围剿，几度诈降，险遭剿灭甚至身边只剩18个部下，到后来建国“大顺”，一路北上摧枯拉朽，“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最后埋葬朱明王朝。但是他却在辉煌的顶点上骤然陨落，空做了仓促的41天帝王梦。偶然吗？必然吗？李自成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份值得深思的问卷。

闯王双刃

历经起落，辗转四方。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无畏艰辛，一路杀过，常于绝处逢生机。但是，“破军星”的负面破坏力也不容忽视，“流寇”出身的军队，又会给贫苦百姓带来怎样的生死折磨呢？

崇祯九年(年)正月，高迎祥联合张献忠等人围攻滁州，守军拼死守城，火炮连发，农民军伤亡惨重，滁州城数日攻不下。此时，援剿总兵官祖宽率领数千辽东兵赶到，冲击高迎祥、张献忠农民军，农民军大败。

高迎祥牺牲了，李自成被众人推举为闯王。这时各部农民军接连受挫，不少农民军首领还投降了明军。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有勇有谋，在他们的协力围剿下，农民军的处境十分困难。上天会赐给李自成怎样的转机？

正当官军节节胜利之时，清兵却突破喜峰口，大举南下，接连攻占昌平、宝坻、房山等许多州县，直逼京师。这一年，清太宗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祭天地，受尊号，改元“崇德”，并遣兵内犯。崇祯皇帝急调卢象升等入援京师。这样，李自成等农民军身上的压力大大减轻。

崇祯十一年十月(年)，李自成被迫向河南转移，却中了洪承畴、孙承宗在潼关南原设下的埋伏，李自成的队伍基本上全军覆没，只带着少数几个亲信逃入商洛山中，这就是著名的“潼关原大战”。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李自成不得不和亲信在陕南和川、鄂交界的山区中东躲西藏，躲避官军的追剿。直到第二年5月张献忠谷城复叛以后，才重新活跃起来。

从大局来看，熊文灿“先抚后剿”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农民军大部分都被招抚，李自成也潜伏不出(外界传言李自成已死)。这时熊文灿正自我感觉良好。浑然不知大祸已经临头。熊文灿的大祸不在于李自成，恰恰在于已经接受招抚的张献忠，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次叛乱，接着率军联合罗汝才一起叛乱。“帝闻变，大惊，削文灿官，戴罪视事。……十三年十月，文灿竟弃市。”弃市就是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的一种刑法。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刑法，在闹市当众杀人可以威慑百姓。

李自成闻听张献忠复叛，立即赶去与张献忠、罗汝才会合，不久又被官军打败，被困于四川巴西鱼复诸山中，身边只剩下数十人。自崇祯十三年一月至四月间，李自成一直在这里躲避，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鱼复山受困”。

此次受困鱼复山，其窘迫与潼关南原大战后蛰伏商洛山相差无几，李自成曾数次想要自杀，经养子李双喜劝说才打消了念头。当时他的手下有很多人出去投降了官军，连最骁勇善战的刘宗敏也有这种想法。

李自成觉得大概上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够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你就拿我的人头去向官军投降吧。刘宗敏连卜3卦，没想到竟然都是吉卦，他于是相信李自成确实是上承天命，这才死心塌地地追随李自成。

此次李自成可以说是危险之极，如果占卜的时候运气不好，3次中有一次不是吉卦，就不会有后来的进北京了。刘宗敏也迷信，3卜3吉，于是决定誓死追随李自成。关键是表示决心的方式很有问题，他的方式是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这是《明史》清清楚楚记载的事情。

这一回被困鱼复山中，李自成破釜沉舟，准备拼个鱼死网破，不管怎样都要有个结果。

高歌猛进

崇祯十三年秋天(年)，李自成从巴西鱼复诸山中突围而出，进入陕南。当年冬季，又率部挺进中原，在河南迅速发展壮大。此时的河南连年灾荒，官府除加征剿饷外，又加征练饷，民不聊生。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军，李自成得以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

但此时的李自成碰到了李岩，有李岩相助，实在是他的福气。因为李岩的谋划，李自成得以打进北京。同李岩一起投奔李自成的还有卢氏县举人牛金星，牛金星又推荐了宋献策。宋献策一来就向李自成献上谶语“十八子，主神器”，李自成听了非常高兴，以为宋献策说的“十八子”指的是他。其实这是年前沙陀人李存勖用过的招数。李存勖是李克用之子，因父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派人编写了这个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如此显而易见的盗用，却正好糊弄李自成这样不喜欢读书的人。

接下来，李岩对李自成的劝告，对李自成的一生意义非常重大。李岩首先劝李自成少杀人，以收取人心。李自成接受了他的意见，“屠戮为减”。接着劝告李自成将掠夺来的财物赈济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

此外，李岩很重视宣传，他编了一首词“迎闯王，不纳粮”，让儿童四处传唱。经过这三件事后，“从自成者日众”。这三件事都切中要害，之后李自成才真正地迈出了从“流寇”向“皇帝”的第一步。

牛金星则建议李自成“禁淫杀，据中原，收人心”。为了做到这一点，“倡言大军所至，百姓给复一年”。也就是在新占领区内免除老百姓一年的徭役。为了收揽民心，牛金星还建议李自成在告示中宣布:“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当时官军缺饷，所到之处公开抢掠，漫无纪律。李自成的这些措施口号极得民心。

崇祯十六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占领陕西全省，督师孙传庭战死。洪承畴早已在崇祯十五年2月投降了清兵，孙传庭死后，明政府中再无李自成的敌手，很快，李自成攻占西安。进入西安后，首先大掠三日，然后下令禁止。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封功臣，定军制，开科取士。

二月，李自成率军强渡黄河，东进山西，连破汾州、太原。旋即兵分两路，遣部将刘芳亮率南路军攻大名(今属河北)、真定(今正定)，李自成与刘宗敏率主力为北路，于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境)与明军血战数日，击杀明总兵周遇吉。后相继进占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昌平(今属北京)。

三月十三日，农民军焚烧了昌平的明十三陵。明政府兵部派出的侦察骑兵，一个个地全都投降了，所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逼近北京，崇祯和大臣们仍被蒙在鼓里。

三月十七日，崇祯召群臣议事，群臣束手无策，“有泣者”。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除了投降和战死外，再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崇祯在某种程度上与李自成有些相像，他们都忽略了民生问题。李自成尽管有过赈济灾民的行为，但是总观起来，他的军队，对百姓的危害要占上风。他们都以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却是由英雄人物来推动的，因此历史就是英雄人物的历史。但是他们忘了，普通民众可能无力推动历史的进程，却是历史的亲历者，历史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的历史。忽视民众的存在和感受，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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