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礼仪之先，因献成祭，方成其美。

古之书院者，绝非以课徒、授业之教坊为方向，而必以传道、解惑之圣殿为理想。

书院之存史流芳成其为圣殿者，或当有能祭而祀之人，如石鼓书院之七贤并立；有能祭而祀之言，若应天府书院范文正公之语：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有能祭而祀之事，似朱熹张轼岳麓山上那一场穿越千年之会讲；有能祭而祀之物，则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所定立之教规。

由是而观之，百年之厦大，何其之有幸！能祭而祀者，便在开场之时。

百年之厦大，有校主陈氏嘉庚者，校长林氏文庆者，世界华人之望，双星相交辉映，以“嘉庚精神”、“文庆笃行”开一代侨领之楷模，立万世教育之榜样。纵观五千年华夏书院史，或岳麓白鹿洞难出其右，是应天府石鼓所难及也！

嘉庚如父，自强不息，立南强之风骨；文庆似母，止于至善，存鹭园之血脉。陈林二氏，存史于厦大，不当以鸟之双翼，车之双轮而论之，必当执父母之礼，献而成祭，方成配享。

年5月，新校初成，举步维艰里的嘉庚先生，在坟茔累累，郊野荒凉的厦大演武场，向自己的老大哥，精神导师林文庆发出了也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邀约。

那个月，在新加坡繁华烟柳地，正处在人生巅峰的林文庆，同时接到了两份来自故土的邀请。孙中山诚意满满地请他去做外交部长，而陈嘉庚却是紧急求助式的，近乎要求般让他去当厦大校长。

林文庆，这个南洋华侨里，近乎横空出世的天才，祖籍福建龙海鳌冠的他，自少年、青年、中年，在南洋华人中才智、德行俱为独占鳌头、冠绝群伦者。

彼时，刚过知天命年的他，已经在新加坡，成为了传奇式标杆和领袖级人物，地位与成就远高于这时他的小兄弟陈嘉庚：

他是一代名医，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英女皇奖学金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个中国人；年3月14日，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亲自赠送匾额给林文庆，赞他“上追二千年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年他创办英皇爱得华医学院，被授名誉院士；他发明治疗“香港脚”药水后，还特地取名“A·U”(厦门大学英文简称)。

他又是勇于开拓的企业家，创办新加坡华人商业银行，年与黄奕住等合资创建“和丰银行”和“华侨保险公司”，成为新马华人金融业的先驱；他还引种巴西橡胶到南洋种植成功，橡胶园获得巨大收益，陈嘉庚就是在他影响下经营橡胶园，为因此被陈尊为“南洋橡胶之父”。

他曾任新加坡立法院华人议员、市政府委员、内务部顾问，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年他代表中国先后出席伦敦“第一次世界人种代表大会”和德累斯顿“世界卫生会议”。

他还是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家和教育家。年，他作为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华女校的创办人，率先捐献了建校舍的土地，他的夫人黄端琼也亲自到女校任教；而黄端琼系老同盟会员福州黄乃裳之长女，而岳父黄乃棠南渡马来西亚创立新福州的伟大壮举，也正是基于他的穿针引线。

他是忠实的新加坡国民，不知疲倦地为侨居地华人请命，又是赤诚的民族主义者，始终心系故国，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并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他虽受英国教育，但对汉语也有较深的造诣，并熟谙闽、粤方言。他还精通马来语、泰米尔语、日语等，被誉为“语言天才”。年，他将最难翻译的《离骚》英译至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

那一年，他的能量舞台，已然遍及整个华人世界，从容贯通于东西方之间；也是在那一年，和他同是闽人的临济宗大德高僧转道法师也扎根于新加坡，开创了道场普觉寺，华人已然在这个山川异域站稳了根基。

心力强毅而锐敏，不苟言笑，利害烛于几先，计划定于俄顷；临事不惊，功成不居；严于处物，而宽于处人。人才难得，知己若明，新加坡的舞台，是时候安心地，交接给那个比他年轻，卓然而有主旨的陈嘉庚了。

慨然兴学，不辞名利，是嘉庚之所长；但授道解惑，薪火长存，或是他方可续。已经在新加坡，立下天地之心，为生民请命的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将离开这个舞台的中心，北渡而归，在那个故土的荒凉之地，承续往圣之绝学，以开万世之太平。如此，只能对不住中山先生了。

做好决定的那一刻，他还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圣殿，定下了一个逆流而上的艰难之道。睿智如他，又何尝不知，在时代的洪流里，顺势拔剑高歌者易，逆势坚守初心者难。但那个敢于与时代浪潮逆流而行者，应该是深知，这个时代也许更需要的，不是他的迎合，而是他的坚守。

那一刻，他或许会想起公元年，在流淌着华夏文明运脉的洛水河畔，游酢杨时两位青年才俊，依依惜别大儒师长程颐，踏上回程，将洛学之道南传回建州老家的画面。年儒道闽学之路时光漫漫，数万里荆棘丛生步履不息，不屈翻越之文化壮举，信仰之光由多少血汗叠映前驱，这一幕幕，在儒者的心中，都当是如此的清晰：

那是朱熹心怀坦荡，带着一批弟子，从福建崇安启程，走了一个多月，行程近公里，抵达其时由张栻正在主教的岳麓书院，让南宋的学者文人士大夫乃至许多普通民众都趋之若鹜，蜂拥而至，以致岳麓书院“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朱张会讲”之谦卑；

那是朱熹与东莱先生吕祖谦从武夷山一路跋涉至江西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展开激辩的“鹅湖之会”之坚守；

那是黄干，为了追寻理学道统，拜朱熹为师，从福州到建州，在大雪纷飞之武夷山中客栈，衣不解带，恭候朱熹，直至开春后，方才等到朱熹的“候师三月”之求知；

那是庆元党禁事发，为师长朱熹所牵连，蔡沈与父亲蔡元定遭谪道州（大致为今湖南湘西一带），朝廷催迫甚急，父子俩毫不动容，素履草鞋而往，徒步三千里，足淌血而无微言，闻雷霆而一笑之，艰辛而至，闭户读书，授徒讲学，元定淡淡留下一句：“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之无畏与从容。

那是青年中举之林则徐于福州洪山桥登舟，溯闽江而上，经延平、建瓯、水吉，过南浦溪的旧馆、观前，五、六日昼行夜泊，风雨行舟，终于浦城大西门码头登岸，首次踏上了八闽边陲浦城之地，来看望福州鳌峰书院同窗好友坊人梁章钜，并对古建州闽学首次朝圣的正心诚意。

那是陈文龙、黄道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立天地之心，迎时代而上，舍生取义，从容赴死，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衷天地知的闽学时代最强音。

那是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黄干重建石鼓书院、张伯行设鳌峰书院以成三坊七巷辉煌、沈葆桢创船政学堂以启中国近代工业的传承与探索。

那一刻，他应也知悉，其时之故土，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其中，尤以学潮为甚。在“打倒孔家店”的潮流里，西学东渐的旗帜性人物、儒家闽学的代表性人物——严复，已经在风烛残年里，无奈地卧于福州三坊七巷最短的那个郎官巷居所病榻上，等待着生命终点的来临。

同样是冠绝东西文化之儒者，他对严复当然是佩服的。但既然严复先生已经无力举旗，那么这往圣绝学，就当仁不让，续写在这幽幽不断的白城海风中吧。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从此，筚路蓝缕，艰辛困苦不扰于心；儒训高悬，往圣绝学笃定于行。

年七月，他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世界舞台的中心，北渡而归，在那个曾经是郑成功练兵处的荒野渔村里，和嘉庚先生完成了交接。担任校长后，他在陈嘉庚为厦大所定的“自强不息”这个周易乾卦的校训基础上，加入了儒家《大学》里的四个字：止于至善。

其时，嘉庚先生在文庆校长到任后，不久就再次南渡新加坡主持商务，一直到年厦门大学改为国立，陈嘉庚都没有返回过厦门大学。他将厦门大学一切校务全部交托林文庆处理，从不干涉学校行政事务，大小事任凭林文庆个人全权处置。

可以这么说，从厦大这个孩子落地后，始终陪伴在身边，如同圣母般悉心照料它，只手令它长至十六初成的，正是这个校长林文庆。

年，在厦门大学迎来16周年校庆之际，厦门大学教师何励生这样自信地写道：“我们厦大历史虽是不长，但老早就能够和国内各著名大学并驾齐驱。至于经费的分配，每年能以二十四万余元，办了三个学院和其他各种附属机关（按，二十四万经费，国立大学还不够办一个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及河北工业学院，一年经费也均有二十余万元），可谓经济极了，刻苦极了！有十四万七千四百四十二册中外的图书杂志，有一万八千余种，价值十二万九千余元的标本，有价值二十四万九千余元的仪器、机器、药品（根据最近本校所编之廿六年度教育补助费申请书统计）。自民国十四年到现在，共有十二届，五百八十四名毕业生，他们个个都能出其所学，为国家社会热心服务。”

时光回到年12月，曾访问中国多所大学，熟悉中国教育情况的英国伦敦会海外秘书霍金斯来到厦门大学，对这所美丽的学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开不久之后，霍金斯致信林文庆，表达他对厦门大学的敬仰之情：“自鄙人来华后，曾参观大学数处……就开办及经常等费之撙节及成绩之优良而言，从未见有胜于贵校者。”

从这些文字和事件里，你或可以看到，十六年岁月，厦大这个孩子，是在文庆先生怎样的经营中，终成南方之强的。

而那十六年里，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儒训高悬逆流而行的厦大，更开始了一段特立独行，曲高和寡的神奇存在。以独立之人格而言，这十六年之厦大，或当是甚于其他民国之大学的。

先生是在大格局的视野中，见证到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感。有人激进，就有人坚守，先生为厦大选择了坚守，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鲁迅们猛烈攻击的目标和急于打倒的对象，成了孔家店的废墟上新崛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祭品！

但以先生之胸襟，品格与地位，自然是不会和鲁迅们有过多之计较的。那时的鲁迅，放在今天看，大概也不过是人气刚刚爆棚的网红。就算是在那时厦大的文学院里，他也排不上大号。

那时公认的几个文坛老大，还是那几个闽人：陈宝琛，郑孝胥，陈衍，林纾等。年，陈衍接老友黄乃裳来信，代其婿、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邀聘陈衍为文科教授。陈衍来时，鲁迅当时也在厦大任教，他在日记中写道：“陈石遗来，众皆往拜之，大诗人也！”

在同光体一代宗师陈石遗面前，鲁迅先生，或也不过只是一个粉丝。但从清末陈宝琛坐镇京师执掌文坛开始，闽派文化之控局已久，江浙一派则多后起之秀，欲借新文化运动之良机，取而代之。几次厦大之事件，有新旧文化之争，亦有新旧文化势力之更迭，其中是非曲直，虽先生以一己之身担而受之，但想来，时间终是能清而洗之，还以真相的。

但历史，也总是往往在时间的尘埃里，更多的，去眷顾那些高歌亮剑者，而遗忘了那些藏锋坚守之人。

也许，林文庆在将中心舞台交给陈嘉庚，让他去亮剑，而自己选择在那一隅之地，孤独藏锋坚守时，便已预见了此后的这一刻。

所以，他在年译《离骚》的自序中，如是说：希望能给懦弱者带来以信心，能抛开个人的私利，为社会福利贡献力量，并无畏他人的误解、批评和攻击。

在我们还原历史的经纬中，全面信息和片段信息的重构之间，最难得的是，如何保存信息源的整体性。百年来，当这些片段信息支离破碎地，如风散落在厦大及白城海边，始终无法联成一体，不再被完整解读，以致多少厦大学子，驻足在校长林文庆面前，往往只空留下一段段难以名状之疑问和一声声落寞悲凉之叹息。

每一次回到母校，站在那个著名的雕像前，我总有一种无以复加的愧疚感。在这样一个先生以儒家大无畏精神坚守的圣殿里，蜻蜓点水如匆匆过客般的那一个，被立上了神坛，而那个愿为厦门大学奋斗到死，以名财物事力将深邃广博之母爱注入给它的先生，却成了片段历史和时代轮替的供物祭品。

百年之厦大，或者真是时候，安静下来，对话对话自己的内心深处，恍若坐在高处，应有深刻久远之回望。回望之途，若能有所体悟，那么，所往之道，便当豁然开朗。

如我浅识所知，在那个飘摇乱世的大学里，那些风骨卓立的著名大学校长们，若文庆校长，大能以格局、胸襟、视野不为时代巨浪裹挟，小能以牺牲自我之名利于一隅之地苦心经营，高能贯通新旧文化、东西文明，低可受德赛先生之尖锐讥讽而不为所动者，孰能有乎？

遥想那年，厦大是何其有幸地迎来了那个名满天下的华人之望，开始了最独立和丰厚的成长之旅；未及百年，厦大又是何其之不幸，何其无知急切地将自己的圣母，打入冷宫，荒废在那故纸堆里，少人问津。

寄望于回望之中，前行于体悟之后，百年之厦大，莫只若网红之美丽，只见热烈之祝福。时正清明之校庆，更当慎终而追远，当祭校主嘉庚，更当祭而祀之者，校长文庆及那十六载坚毅笃行、儒训高悬，新文化运动时代狂澜里难得一见的风骨与清流之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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